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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格特在牛津大学教中国现代史，他最近写了《中国好，世界才好：中国消费者如何改变一切》一书。4月11日的《纽约时报》对格特教授作了专访，探讨“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力”。
格特认为，中国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第一个证据是无孔不入的广告。有报告估计，最快到202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第二个证据是品牌。品牌是消费者向别人显示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对都市年轻人来说，品牌代表身份。
作为研究人员，格特也敏锐地看到了消费主义带来的问题。他说，即便新增和拓宽了许多道路，北京等城市征收土地、拆除居民楼和修建道路的速度，还不足以快到能够容纳所有新增的汽车。比交通堵塞更糟的是，这些道路吞噬了中国宝贵的农业用地。
北京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限制购车。4月12日的《德国之声》却看到，“北京限制汽车牌照发放让外国汽车制造商捡了便宜”。报道说，北京限制汽车执照发放对于奔驰、宝马和大众公司并不是坏事。确切地说,外国汽车制造商恰恰能从这一措施中受益。因为，如果中国人只能购买一辆轿车，他们宁愿选择外国品牌。对于中国国产汽车品牌来说，这就意味着有被排挤出北京市场的危险。
鉴于中国消费者的力量，国外品牌也开始一改往日的傲慢。
4月13日，《福布斯》杂志和世界广告主联盟（WFA）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国际品牌愿意调整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应中国市场。
调查对象是300名跨国企业派驻中国区的CEO，其中63%的经理人愿意改变品牌的基本属性以适应当地消费者，27%的人愿意把国际品牌原汁原味地引入中国市场，另有2%的人愿意为中国创建新品牌。
在格特看来，消费膨胀的背后也有隐忧。中国能否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是否仍然在缔造一个二元社会：精英阶层无止境地消耗着奢侈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则差得远？
这种担忧在火车上有所体现，这被美国麦克拉奇报业所发现。该报题为“中国的动车隔断富人和穷人”的报道说，国民收入的差距在郑州火车站这样的地方显而易见。农民工遍布水泥广场，躺在装满衣服和铺盖的编织袋上，乘坐动车的旅客却坐在可以无线上网、宽敞的候车室里。从郑州到西安，动车要花两个小时，而坐绿皮车则要六七个小时。票价低的列车运行时间太长，高铁的票价又过高。
报道评论说，高铁既是中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兴奋点，也反映了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国民站在金钱和特权这条鸿沟的两侧。过去30年，中国的繁荣让一半人脱离赤贫，成为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事情，但对中国普通百姓和富人之间差距的担心与日俱增。
对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而言，消费绝不止在国内，而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据日本观光厅统计显示，2010年访日外国人消费总额约11490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总额居首位，为2498亿日元，占整体消费总额的21.7%；韩国游客消费总额为1973亿日元，居第二；中国台湾地区游客的消费总额也超过了1000亿日元，再次凸显了来自经济持续发展的亚洲新兴国家游客强大的购买能力。
格特教授对中国的消费有些担心，“如果继续坚持主张让中国人消费越来越多,谁都不完全清楚他们可能在给中国人或全世界人种下什么种子。”他对《纽约时报》说。
王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