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应高举技术教育大旗

    2010年岁末，教育部党组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原本分别由两个司管理的中、高职院校，改由职成司统一管理。笔者认为，这一行政管理架构的变动，是重构中国教育版图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协调、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经过了近10年跨越式发展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突出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阶段，这必然对我国高职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新任务和新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与现代化建设最直接关联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包括发展定位、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展重点以及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必须随之而加快转变。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重新思考发展思路，摒弃不合时宜的提法和做法。为此，笔者提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行重新思考，以期引起讨论。

    高职院校不仅要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要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

    首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专有名词内涵的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这一专用概念，这是因为黄炎培老先生创建的中华职教社一直沿用这一概念之故。我们有时也简称为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这类教育统称为“技术与职业教育”。198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技术和职业教育公约》，制定了世界技术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看来，这一类教育既是职业教育，又同时是技术教育。起初有一种理解是:以培养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员学校教育称为技术教育。以培养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学校教育称为职业教育。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因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当今是互相渗透、互不分离的。即使这样，两者之间仍然有差别。其中技术教育重在技术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完整的技术素养；职业教育则重在岗位、岗位群或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旨在培养学生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教育中所渗透的技术教育是与岗位和职业紧密相关的，因而是并不完整的；而技术教育虽然也渗透着岗位和职业的要素，但是它重在技术训练和技术活动的完整性，既可表现为教授有形的工具装备、机器设备、实体物质等硬件的技术要素上；也可以表现为教授无形的工艺、方法、规则等软件的技术要素上，还可以表现为教授虽不是实体物质却又有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新技术要素上。尤其是技术教育会让学生经历持续改进或创新现有的工艺、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的完整的技术活动过程。在今天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现代技术格局中，让学生具有这样一种技术素养和技术训练是非常宝贵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将技术与职业教育简称为职业教育或改称为职业技术教育（台湾地区简称为技职教育）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随着这种简化，将固有的技术教育的成分也删除了，这就会造成高职教育指导方针和定位上的极大偏颇和缺失。实际上，有高等科学教育、高等工程教育，当然也应当有高等技术教育。承担高等技术教育任务的主体就是高职院校。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阶段性新特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振兴我国的技术教育。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清醒的，强调了职业教育而弱化了技术教育，造成了技术人才质量的滑坡。今天，为什么人们非常怀念老中专所培养的学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需要重新审视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既然同时也是高等技术教育，那么如何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体现高等技术教育的要素？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如何做才能不仅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能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这涉及一系列重大指导方针的调整。如果在新形势下不能梳理清楚，我们将犯极大的错误，甚至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竞争力。 

    区分与中职的培养目标，高职院校应高举技术教育大旗

    其次，关于高职教育培养规格的重新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一直存在争议。有一段时间将这一培养规格表述为培养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的技术应用人才和管理人才；现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则表述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的专门人才”（这与中职教育的培养规格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笔者注）。目前这种简单化、雷同化的表述，不仅在理论上是肤浅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不全面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劳动密集型到技能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必须根据这些新变化来重新确定不同的人才培养规格。

    7年前，笔者在《关于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就提出应当多元地、而不是单一地来确定高职教育的培养规格。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高技能人才紧缺始终是我国人才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因此，承担培养这类人才的任务是高职院校责无旁贷的使命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生产一线紧缺的人才绝非只有高级技工、技师或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还包括大量的实务型工程师或技术师。根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权威表述，其中将工程师分成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研究工程师；二是发展工程师；三是工艺工程师，也称生产工程师；四是操作工程师，即管理工程师。在这四类工程师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工程师需要有较好的数理基础，属偏重理论的工程师，而第三类和第四类则是偏重实务的，属于技术工程师，也有人称之为技术师。

    根据有关方面的认定，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处在极不平衡的状态之中。除港澳台之外，有7个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有13个省市处于工业化初期，其余的处于工业化中期。如此不均衡的工业化水平，反过来要求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才能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以及鉴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我们要在世界产业链的分工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培养大量实务型的技术工程师和工艺工程师就成为高职院校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也是高职院校高高举起技术教育大旗的重要标志。    

    因此，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表述为“培养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所谓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具有一定技术应用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引入这一概念有助于与中职的培养规格相区别，因为中职培养的是操作型的技能型人才，而高职培养的是技术型的技能型人才。这对于建立中高职协调发展的现代职教体系、对于提升高职教育的水平和档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需要重新审视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

    第三，关于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的重新思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为了突出与普通大学在类型上的区别，高职教育从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到专业和课程的改革，总结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存在着将正确的东西强调过头和无条件放大的问题。其结果造成许多简单粗糙、僵化教条、缩水减量、同质划一等诸多弊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合理比例问题。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分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理论教学课时一减再减，甚至有将实践教学来替代理论教学的倾向；不分具体的课程性质，一律套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任务驱动、项目载体等教学方法，搞得有些课程内容牵强附会，信息量锐减，大大削弱了现代大学集约式输出信息和传授知识的功能。结果造成理论教学缺斤短两，内容空洞化、稀薄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技术基础和后期发展。

    二是关于实践教学的质量问题。由于培养目标的重心下移和片面性，使得实践教学从内容上看比较浅薄，大部分学校停留在对某一实务、流程、软件的熟知和熟练上，缺乏对技术活动全过程的完整训练；从形式上看，集中表现在顶岗实习呈“放羊”状态，质量严重下滑。

    三是关于生产性实训问题。为了强调在学校里也能真刀真枪地进行技能训练，便引入了校内生产性实训的概念。所谓校内生产性实训必须符合生产是真实的，产品是真实的，营销是真实的等诸多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强调校内生产性实训要占整个实训的80%。这种过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不符合学校实际，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为了迎合这一指导方针，一些学校机械地将企业生产线引入学校。至于利用学校宝贵的稀缺资源，究竟能覆盖多少专业，能为多少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能否可持续发展，效果究竟如何，却很少去客观评估。

    四是关于产学合作还是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高职院校只能提产学合作，而不能提产学研合作。理由是认为研发不是职业院校的任务，而是本科院校的任务。其实这样的指导方针是相当幼稚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作为新加坡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实践已经出色地回答了职业院校在技术应用和研发方面同样能大有作为的问题。今天，我国的高职院校能否将企业的研发中心或者企业的真实的研发项目搬到学校里来，与企业共同开发，这关系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现代化主战场的直接贡献率，也关系到这类教育是否能真正站住脚。

    五是关于千校一面和以特立校问题。4年来我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包括第二期的骨干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职院校的第一方阵。其示范带动效应也是明显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正因为示范校的示范效应，它们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甚至是示范校的申报书，成了很多学校的范本。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无论是国家级示范校，省级示范校，还是其他的普通院校，其热门专业设置的高度雷同性，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思路的高度相似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反之，以特立校不足，特色专业匮乏，品牌教师稀少，倒是成了常态。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反映了我们在示范校建设的指导理念上还存有缺憾。

    六是关于让学校跟着企业走，还是鼓励学校领着企业跑的问题。目前，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一般专业多，前沿专业少；长线专业多，紧缺专业少；紧跟现在需求的专业多，指导未来需求专业少。例如，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在全国范围来看，真是凤毛麟角。以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高技术服务业在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反应。至于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信息安全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的信息服务化新趋势，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税务、工程咨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经纪代理、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外包服务，以及现代物流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等出现的新业种，支农、惠农、强农的新技术等等，不仅高职院校普遍反应不灵敏，而且国家的专业目录指南也反应得相当迟钝。

    现在很多学校更为强调的是如何适应企业的需求，很少考虑如何引导企业需求和制造需求。我国的高职教育今后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让更多的院校，尤其是让更多的示范校成为企业的人才源、技术源和信息源。

    （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