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笔记

    重建中国论述

    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谈的是中国的历史论述，面对的却是“现实中国”。

    关于“中国”的论述，今天怎么又成为一个问题，让中国思想史家葛兆光穷10年之功，着力于此，大力呼吁建立“从周边看中国”认知体系的同时，且以此定位自己主持的研究机构的学术抱负，还操刀撰写多篇论文，不断深化此题，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架势？

    一个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它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的了。按照葛著，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可以是想象的，不论事实如何，也可以是依据事实建构的，这一努力的意义，不仅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其深刻的潜台词是，必须为如此巨大而复杂的人群找到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必须让这个人群有活着的归属感，否则，该人群组成的共同体必将面临林肯概念上的“分裂之家危机”。

    沿此思路，葛著提出中国人自我定位的三阶段论，即以我为中心的想象阶段、以西方（他者）为参照阶段，和“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阶段。“多面镜”，按葛，可简化为两面镜：西方的，和“周边”的——即“从周边看中国”。葛著更强调周边的，因此着力于“东亚”的日本和（历史上的）朝鲜，便在情理之中。

    葛著本质上是论战文章，他的论敌，既是各种“中国”叙述者，也是他自己；既是历史上的，也是活在世上的；既是西方的，也是日本、朝鲜（韩国）的，更多是国内同行的。葛著申说从周边看中国，有强烈的历史与现实指向性，即面目不清，但十分起劲的“亚洲”和“东亚”叙述（想象）。他既反对用地方史研究视角消解中国的整体性，更反对用所谓“亚洲”、“东亚”叙述弱化中国的“特殊”性。

    作为体系和秩序的文明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是根据一份演讲稿重新改写而成，篇幅不大，读起来并不轻松。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外’关系模式”。“中－外”之所以打上引号，盖因许谈的“中－外”，不止国与国关系之中外，是广义中原与外部关系之中外，当然包括中国内部关系结构中的中－外，统称我者与他者。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繁难的问题。历史上，不仅今天的他者，很可能是明天的我者之一部分，今天的我者，成为明天的他者，甚至内部的我他关系，也是颠来倒去，一波三折。

    在这有限篇幅，笔者想特别指出许倬云一点极其独到的贡献，并对他的宏论做一点发挥。

    许倬云在简短的“引言”中写道：“……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

    将中国定义为一个“系统”，一种“秩序”，这关乎中国性质认定的大问题，此前有类似提法，如此清晰，许倬云是第一人。更要害的，是许倬云明确认定，中国历史，非主权国家历史，换句话说，任何从近代主权意义上认识、定义中国，都有偏差。

    说中国是一个系统，一种秩序，因为直到近代中国与西方面对面之前，它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也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明体（系），其包容性足以令任何一个文明（体）瞠目。在这个文明体中，种族、语言、宗教之复杂，历史上堪与比肩的，大概只有古代罗马帝国和近代俄罗斯帝国，和现代的美国。但仅仅指出中国作为文明体系和秩序，离真相还差一步。因为比较起作为另一个世界一部分的美国，中国仍有其更加独立的特点，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与另一个世界不可避免地面对面之前，它至大无外；面对面后，它与另一个世界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