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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鸣恩，34岁就被英国首相卡梅伦授予“终身贵族”的香港华裔，英国目前备受争议的“大社会”政策的负责人。4月中旬，这位“大社会先生”访问中国，“与中国的政策建议者和社会企业家分享英国的大社会理念，并了解中国创建平等和谐社会的方法”。4月15日，本报记者在英国驻华大使官邸就大社会政策的最新进展情况采访了这位年轻的勋爵。采访中他透露，英国将向“大社会银行”总共注资6亿英镑，以满足大社会政策的实施。
卡梅伦入主唐宁街后，把“旧瓶装新酒”的大社会政策高调地呈现到了英国公众面前。该政策主张：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由政府下放给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以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通过给民众和地方政府更多权力、让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建立“更大、更强的社会”。
对于这一理念，韦鸣恩认为，英国公众还是持欢迎态度的，“也许在政界，‘大社会’这个词不太受欢迎；但在民间，根据调查，有近70%的民众支持这一观点。在那些民众普遍关心、关乎每个人生活的社会问题上，我相信英国公众乐意参与其中”。不过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公众认为“大社会”只是卡梅伦用来掩饰削减财政开支、减轻政府负担的幌子。《太阳报》的民调显示，46%的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懂得其中的含义。
韦鸣恩被任命为“大社会先生”已有近一年时间，这期间大社会政策得到了怎样的实施？“我们做了两套改革，一套关于供给，一套关于需求。供给方面的改革措施又分三种，首先是增加‘社会行动’，去除那些阻碍人们沟通和交往的条条框框，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能互帮互助；其次是通过‘社区议会’提供给社区新的权力和机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规划和管理本社区的事务；其三是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在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社会组织之间，谁能在某一领域为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工作就由谁来做，私人部门、志愿组织或独立机构都可以。”韦鸣恩说，“需求方面的改革侧重于：发展‘社会投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各地社区组织的发展壮大，并由此改善当地生活”。
“大社会银行”是大社会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于今年4月开始运营。政府通过它把“休眠”期不低于15年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拨给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志愿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由它们向公众提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务。“大社会银行已经建立，”韦鸣恩明确表示，“估计有3亿至4亿英镑会逐步注入其中；英国4家大银行还会增加额外的两亿英镑，因此未来几年大社会银行资金总额将达6亿英镑”。
对于大社会政策的真正实施效果，韦鸣恩间接回答说：“现在看还为时过早，但就目前状况来看，更多人参与了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并开始深入思考这一理念，同时更多人感受到了自由。”
但“大社会”政策的落实在现实面前正遭遇挫折：由于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公共图书馆可能面临关闭；一些地方议会出售了原本用于慈善的大楼；而利物浦市议会更是迫于预算裁减，宣布退出“大社会”项目，要知道利物浦可是“大社会”4个试点地区之一。
更为尴尬的是，韦鸣恩本人对“大社会”的付出似乎也有所减少。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承认，但有报道说，他已对自己放弃原来的高薪工作来主管大社会项目而产生悔意。由于“大社会先生”带来的薪水不够养家，他不得不和妻子儿子搬出牛津附近的豪宅，入住政府的福利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崔磊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社会政策只有一个空泛的大目标，缺乏“怎么做”的具体操作路径；而且，地方和民间组织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代替政府原来的管理，还很难说；此外，目前英国经济状况不佳，连续出现负增长，是否会有6亿英镑这么巨额的资金投入到大社会政策中，并不令人乐观。
崔磊博士认为，虽然愿景很美妙，但大社会政策缺乏英国国民的普遍支持。首先，该政策必然导致公务员裁员，招致不满。虽然地方上会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为了“更有效率、节省支出，新岗位必然会比裁掉的岗位少，因此从总体上是降低了就业率、增加了新的失业者。其次，反对党工党会对该政策的实施进行干预。虽然在大选中失利，但工党在很多地方议会仍是多数党，因此有实力阻挠大社会政策的推行。还有，政府内部也有歧见，自由民主党领袖、副首相克莱格并不支持该政策。
鉴于此，崔磊认为，“大社会”政策要真正执行下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否则势必虎头蛇尾。第一，英国经济必须要有起色，经济复苏和社会复苏不可分割；第二，保守党要在下届大选中连任成功，因为社会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个任期并不足以带来大的改观，至少两任时间，才可能让“大社会”政策真正显现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