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为国人斗肝癌

    吴孟超院士说过，肝癌是他今生最大的敌人。在他看来，肝癌的研究与治疗对中国人具有重要意义。医学研究表明，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世界上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62万人，中国人占到55%。吴院士说：“我的梦想就是将‘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 

    手术技术炉火纯青

    上世纪50年代，当吴孟超将自己的方向定为肝胆外科时，国内既无教科书也无成功的肝癌手术案例。他和同事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英文的《肝脏外科入门》，将之翻译出来，成为国内第一本肝胆外科译作。

    人体肝脏部位血管密布，总结以往肝脏手术失败的经验，吴孟超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对肝脏的解剖结构不熟悉。有资料介绍，要弄清肝脏各个部位的管道走向和分布规律，可以用液态塑料注入肝脏的管道，待塑料凝固后腐蚀掉肝脏组织，便可制作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

    利用一家法医检验所提供的人体肝脏，吴孟超和同事尝试了20多种灌注材料，依然没有成功。有一天，吴孟超在广播里听到容国团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消息，突然想到：制作乒乓球的材料赛璐珞还没试过。

    想到便试，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验，吴孟超做出了美丽如树状珊瑚的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也因此，吴孟超得以对肝脏的内部结构烂熟于心。

    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肝脏手术方法是“低温麻醉法”，就是将病人麻醉后放入冰室中，等到体温降至32摄氏度以下，血液流速较慢时，再实施手术，这样手术中不易大量出血。但是，这种方法会让病人遭受巨大痛苦，并且容易引发术后感染和并发症。

    一天洗脸时，开关水龙头的动作激发了吴孟超的灵感，“手术时在病人的血管上扎一根带子，肝切除后再解开带子，不就解决了出血不易控制的问题了吗？”他说。

    这种被称为“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的手术止血方法为肝癌手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被沿用至今。

    吴孟超具有外科医生胆大、心细的特质，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例肝癌手术、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世界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手术等高难度手术。“文革”期间，吴孟超被下放到农村锻炼，大量的实践机会让他的手术技术日益炉火纯青，有人评价，吴孟超手术技术的成熟在“文革”前其实已经完成。

    1979年，声名在外的吴孟超获邀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准备了半年的论文——《18年来手术切除原发性肝癌的体会》。这个只有15分钟的发言引发了轰动，“总手术成功率91.2%”、“6例已生存10年以上”让西方医学界震惊不已。

    然而，立志解除肝癌病人苦痛的吴孟超发现，手术一台又一台，永远也做不完，而肝癌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他对同事说：“开刀不是万能的，要治疗肝癌，必须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这还得依靠基础研究。”

    “两条腿走路”

    吴孟超的战略眼光很早就已显露。1976年，他带领学生在上海开展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探索出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经验，在国内首创了扁豆凝集素等方法，用病人一滴血，就可以确诊低浓度的甲胎蛋白阳性肝癌患者。

    “肝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两者结合才能彻底解决这一世界难题。”吴孟超说。

    他需要更多的人才。1979年，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年后，他又申报了博士培养点。就像当年的老师裘法祖为他指明肝胆外科的主攻方向一样，他也结合学生的特点，为弟子建议研究方向。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理科主任丛文铭原本想主攻临床，吴孟超劝他说，一台手术只能解决一个病人的问题，而如果能将肝胆外科的病理学研究透彻，就能使更多人免于痛苦。如今，丛文铭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病理标本库。

    30多年来，吴孟超培养的研究生有260多名，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成长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其中1人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8人次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中国有突出贡献博士等称号。

    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的平台也在不断拓展。1993年，吴孟超在原来的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肝胆外科的基础上，创办了长海医院的“院中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3年后，医院独立列编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吴孟超担任院长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拿出几百万元资金，先后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中日合作内镜实验室、中美合作分子肿瘤实验室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实验室。医院每年发表高水平论文数十篇，为肝癌临床治疗提供了参考。

    2000年以来，他主持和组织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方法也相继用于临床，吴孟超和他的团队经过长期的努力，使肝脏外科手术死亡率降低为0.30%，肝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3.6%，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9.8%。

    向肝癌发起“集团式进攻”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孟超的节俭人所共知。他的办公室有两盏灯，只有来客人时，两盏灯才会全打开；打印纸他要求两面用，如果会议日程少，就用半张打印纸；除了客人，医护人员不能使用一次性纸杯。

    吴孟超岁数大了，有人提议出差时带上秘书，他不同意，因为他的费用都是邀请方支付，带上秘书就要自己掏钱。“医院底子薄，还要艰苦奋斗啊。”他说。

    2006年，吴孟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奖励他500万元奖金，总后勤部也奖励他100万元。吴孟超分文未取，600万元全部用于肝癌基础研究和肝胆外科人才的培养。

    吴孟超不收病人的红包，但是他不拒绝不带任何条件的慈善捐款。慈济基金会捐款4000万元用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大楼建设，吴孟超欣然接受。他曾用一大杯白酒多筹了100万元善款，这也成为老人家引以为傲的事。

    然而，吴孟超明白，研究和攻克肝癌问题，仅仅靠自己医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肝癌问题，不但要注重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还要注重行业内与行业间的结合。”他说，“我们要让全国、全世界的同行到这里来研究肝癌问题。”

    2006年，吴孟超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递交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吴孟超力图建立肝癌国际研究平台的报告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设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过去的一年里，好消息不断传来。去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去年4月，占地475亩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开工，新的医院设计床位1500张，设备国际一流。吴孟超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对肝癌发起了新一轮的“集团式进攻”。

    和肝癌战斗了一辈子的吴孟超信心满怀，他说：“30年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肝癌发病率会不断下降，肝癌的治愈率会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