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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证实，太原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建管处处长梅刚正接受专案组调查。同时被调查的还有两名原副局长。有内部人士称，规划局腐败案涉及多个房地产项目。一名“中间人”的一本行贿送礼笔记牵出了腐败乱相，据悉，涉及省市官员达60多名。（新华网4月27日）
国务院分赴各地开展楼市调控专项督察的8个督察组已于上周陆续回京。各督察组不断在各地作出“强化执行”的表态，但却发现一些地方不愿意对楼市 “动真刀”，向督察组强调当地 “房价不高”，并要求在调控中实行“分类指导”。（即放松执行力度）
地方上这种与中央调控政策南辕北辙的姿态令督察组十分惊异，称之为“这次督察发现的最大问题”——随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表示：发改委正在研究在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以使商品房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
这不能当成一次时间上的凑巧，“房价不高”与“要在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如果房价不高何必反暴利；如果有不得不反的暴利，那房价一定虚高了。国家发改委的进一步表态，显然是有针对性地否定了某些地方政府的认识与要求，将调控进行到底，“不要心存幻想”。
尽管警告早已发出，但还是有些地方不惜与督察组发生顶撞，罕见地公开分歧——如此倔强地厚爱楼市，其中原因倒可能凑巧地从太原规划局腐败窝案里一窥端倪。
“太原窝案”案中主要涉案人员级别不算高，但掌握着与房地产开发商利益攸关的项目审批权。随着房地产的不断升温，他们手中的审批权也不断“走俏”。为了方便钱权交易，甚至衍生出了为房地产商跑项目审批的“中间人”这一行当。通过腐败媒介，房地产商与政府腐败官员构建起了利益同盟关系——买通了权力，房地产商就敢肆无忌惮地通过违规手段攫取最大利益：随意更改项目容积率和侵占绿地是家常便饭，而“五证不全”违规销售甚至重复销售制造骗局也屡见不鲜。而行政审批监管部门腐败官员也从权力的出卖与渎职中获取了莫大的好处：他们不仅接受现金贿赂，还通过权力拥有多处低价房。以王凤玲为例，在太原有数十套房，问一问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每平方米845元购房的她，当然要说“房价不高”，只有越来越高，她那些房才好赚了再赚啊。
“太原窝案”像是个解剖房地产利益格局的样本，官商勾结成利益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王爱玲曾经历两次风浪未倒，而一旦倒下则“惊起一滩鸥鹭”——不仅60多名官员寝食难安，更有多名房地产开发商闻风远遁。都说调控难见成效，多半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难以摆脱，实际上，对权钱交易的房地产利益分享机制的腐败依赖更为甚之。
由此而言，楼市调控更须以雷霆手段反腐败，切割利益毒瘤，方能破局。而再回头看，房价高与不高，有无暴利，不是事实判断上的分歧，而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这一场调控事关大局，是正义与是非的立场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