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的大运变奏

    每次路过清华大学，熟悉的校门都很容易勾起王治郅心底一段难忘的回忆。2001年8月30日晚，以王治郅、姚明和巴特尔为核心的中国男篮，正是在清华大学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大运会一场男篮半决赛上，以1分险胜美国队，这是中国男篮国家队迄今为止唯一战胜美国队的经历。这场比赛掀起的爱国狂澜，丝毫不亚于阿根廷男足在马岛战争战败后，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击败英格兰队。然而10年过去，王治郅想起它，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巅峰时刻

    2001年的那个夏天，曾给中国人带来太多惊喜。7月14日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一个月后，有着“小奥运”之称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那个时候，大运会的‘小奥运’概念在国内提得特别多，中国对竞技成绩的重视程度也非常高。”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王钢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翻开2001年北京大运会中国代表团名单，一连串中国体坛巨星的名字映入眼帘——王治郅、姚明、巴特尔、王励勤、张怡宁、田亮、郭晶晶、冼东妹……刘翔也参加了该届大运会，只是他当时尚未成名。

    对比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可以发现，除去年龄超限的队员外，中国竞技体育“国字号”队员几乎全部参加了2001年北京大运会。

    在该届大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也以54枚金牌的成绩名列金牌榜第一位，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金牌总数甚至要比金牌榜排名第二至第四的美国、俄罗斯、日本三支代表团的金牌数总和还多。

    在王治郅的记忆里，当时没有人把大运会当成学生比赛来看，尤其是在北京刚刚申办成功奥运会的背景下，所有人都把这一届大运会看做北京奥运会的预演，无论是赛事组织还是竞赛成绩。

    “我们人员配备特别强”，王治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除了他和姚明、巴特尔三人是当时国家队主力外，还包括张劲松、郭士强等一班干将。为了保障成绩，中国男篮先后参加了亚锦赛、东亚运动会等大赛为大运会热身。

    “考虑到欧美国家的篮球基础水平较高，男篮并没有给大运会的成绩提出明确目标。”王治郅回忆说，但当时国内舆论却是一致看好拥有“三塔”阵容的中国男篮，王治郅至今还记得，“《五环夜话》还做了一期对中国男篮的成绩进行猜想的节目，可见人们对男篮获取好成绩的期望有多高。”

    在半决赛上，中国队与美国队狭路相逢。当时，美国队已连续获得六届大运会男篮冠军，而中国队以前同美国队比赛从无胜绩。但中国队的最大优势是坐镇主场，王治郅还记得，“那场比赛全场观众爆满，赛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宋祖英唱的《56个民族56朵花》。浓烈的主场气氛给了中国队很大的鼓励。我和姚明最后都受了伤，拼尽了全力，中国队最终以一分险胜，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

    尽管在最终的决赛上，中国男篮面对南斯拉夫大学生队，仍以40分的巨大差距告负，但中美之战的胜利还是在中国国民中引发了巨大反响。翻检当时的报章可以发现，当年4月1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撞机事件：一架美军EP-3型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歼八战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牺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男篮比赛激发出了极大的民族荣誉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特殊功用

    1975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成立。同年，协会加入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两年后，中国大体协第一次组团参加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比参加奥运会早了7年。

    “那届大运会是在保加利亚举行，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参赛比较顺利。”中国女排前主力队员、现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队出外参赛机会也很少，大运会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世界综合性运动会。”

    在1977年夏天的索菲亚，世人以惊奇眼光打量着这支由50多人组成，身着正装、有着严格纪律、有些难以接近的中国代表团。同样，在大运会上的所见所闻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以前，从来没有与那么多国家的运动队相遇过。”孙晋芳回忆，“尤其是古巴队，那时候她们简直就是女子排坛的‘梦之队’，我们仰视已久，终于有机会与她们面对面交流了。”

    “看到古巴队队员那高挑的身材，穿着暴露、靓丽的紧身衣——那时候国内哪有紧身衣啊——真是让我们好奇。”孙晋芳回忆说，“那次经历对提高中国女排的大赛经验很有帮助，很多感受都是第一次获得的，比如知道了主场观众是有倾向性的，知道了裁判是有偏向的，也知道了对运动员可能造成干扰的因素非常多，这些经历可不是我们参加访问比赛时所能感受到的。”

    那届大运会上，中国女排拿到了银牌，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女排“五连冠”辉煌的起点，“紧接着那届大运会之后，我们就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比赛，拿到了第四名，震惊了世界。”

    和中国女排一样，在很长时间里，大运会对中国优秀职业运动员而言，就是职业比赛中的一种，没有太多身份的区别。在中国参加奥运之前，它是最重要的综合性赛事，在有了奥运之后，它就是奥运的预演和演练。

    然而，国际规则不是这样的。运动员的身份问题，成了至今萦绕在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头上的阴霾。孙晋芳记得，依照惯例，每次参加国际比赛，代表团都有严格的外事纪律，但在索菲亚大运会上，管理的严格性却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我当时就是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但有的人没有（大学生身份）的，也找了办法解决。”

    这种“挂牌大学生”很快成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大运会的特色，以至于此后的每届大运会，都会有国际媒体对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的身份提出质疑。

    2001年北京大运会，当动用“国字号”运动员参赛的中国代表团创造史无前例的辉煌成绩时，舆论对中国运动员的身份质疑也达到了顶点。中美男篮那场载于中国篮球历史的大运会半决赛，事后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男篮战胜美国队的赞誉，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男篮动用国家队参加大学生比赛的不解。

    艰难转型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从成立之初开始，就由当时的国家体委负责管理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体协负责的国内事务，如国内大学生赛事的举办等，开始从国家体委移交国家教委，但国际事务，如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移交工作却推后了近二十年。”王钢回忆。

    在2001年北京大运会之后，依照国家相关精神，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负责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际事务最终移交给教育部，至此，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才真正能够自主选派大学生参加大运会。

    王钢回忆说：“2000年前后开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使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更加清晰，学生体育工作肯定是要回归到教育部门。但这次机构改革只是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生体育运动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已经有能力参与到大运会的活动中去。”

    王钢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更大的背景是，北京大运会落幕3个月后，中国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的全面接轨，需要更尊重国际规则，对国际舆论再不能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了。

    但由奢入简难，转型充满了痛苦。2003年夏天，中国参加韩国大邱大运会，由于组队工作刚移交到教育部门，中国运动员的主体仍是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的专业运动员，但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在男足、田径和游泳项目上，也首次选派了少量非专业运动员背景的大学生，当时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大三的袁微就是中国大学生足球队的一员。

    “那届比赛我们的开局不好。”袁微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们一开始还是把比赛成绩看得很重，要知道，上届男足的成绩是季军呀。”第一场对加拿大队的比赛，下半场竟然有五六个队员都小腿抽筋了，可见他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袁微回忆说：“队员们心里没底，毕竟我们是第一次选派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而且，从2001年大运会足球比赛的情况看，感觉国外的参赛队水平都挺高的。”果然，在先后负于加拿大队和伊朗队之后，中国队小组出线已岌岌可危，袁微记得，在中国队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的前一晚，中国代表团就已经宣布男足被淘汰了。

    但放下包袱后，中国队却不可思议地以2∶0击败了强大的乌拉圭队，以小分优势晋级淘汰赛。中国男足最终在大运会上获得第七名。虽然有对乌之战的意外之喜，但这样的战绩只能在回国飞机落地后溜边走了。

    自北京大运会后，中国参加大运会的成绩优势不断缩小，2003年韩国大邱大运会以来的四届夏季大运会上，中国拿到了三届大运会的金牌榜第一，但领先优势从二三十枚金牌逐渐变为与群雄齐头并进，这与中国奥运战绩的强劲攀升形成鲜明对照。

    呼唤回归

    2005年，在伊兹密尔大运会上，一支以大学生运动员为主体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终于诞生。这届大运会上，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四学生胡凯一鸣惊人，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成为中国大学生体育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

    “2001年夏天，我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考入清华，入学后短跑成绩突飞猛进，大三时就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男子百米亚军和200米冠军。”正在清华读博士的胡凯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当时我的成绩即使与专业运动员相比也毫不逊色。”

    2005年6月，胡凯如愿获得参加世界大运会的资格，两个月后，他在伊兹密尔一鸣惊人。

    胡凯回国之后才发现，“眼镜侠”的人气已经直逼一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的刘翔。“毕竟大运会的水平还不是特别高，引起那么大轰动完全出乎我意料。” 

    实际上，除了对中国运动员短跑项目上的成绩格外敏感之外，胡凯的纯正大学生身份和由清华大学培养的过程是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的关键。胡凯的成功给中国的体教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它证明在校园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可能的。

    4年后，贝尔格莱德大运会代表团尝试了“双轨制”，中国大学生击剑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仲满、谭雪等国家队队员，他们大都是以国家队与大学“共建”的形式出战；另一部分则是普通大学生选手。击剑队设了两个领队，分别是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部主任季道明和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

    “不可否认，直到现在，中国大学生代表团的成员仍形形色色。”王钢表示，在转轨时，体制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些挑战。“不过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从长远来看，总有一天，我们的运动员会回归到在首先完成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再成为一个有运动专长的人。”

    除了参赛人员的变化，国人对大运会的认识变化更让人欣慰，“‘小奥运’的说法逐渐淡化，竞技成绩的目标不再被视为这项赛事的全部，大运会为大学生创造的文化融合、感情交流等方面的意义更为社会所重视。”王钢表示。

    北京大运之后，王治郅再没有参加过大运会。从北京大运会到深圳大运会这10年，正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高速腾飞的黄金10年，在大郅看来，10年前那场中美之战的轰动效应已成绝响，如今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开放的国民心态，都支撑着我们不必靠不平等的胜利赢得自尊。

    是回归的时候了，把约翰的还给约翰，把恺撒的还给恺撒。

    本报北京5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