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被时代切成两半

    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夏多布里昂的人，都承认他的才华。前者如马克思，轻蔑地称他是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后者如雨果，对他的评价则极尽崇拜之能事：“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啥都不是。”

    以至于到了今天，关于夏多布里昂在革命年代的立场和信仰，关心的人已经不多了。人们连篇累牍讨论的，是他写过的那些与革命有点关系又文艺腔十足的作品。

    这算得上是种幸运：那个年代并不缺少一个无足轻重的保王党或是固执的自由主义战士。相反，夏多布里昂为革命年代的人和事所做的素描，尤其是他在作品《墓中回忆录》里，对他所接触过的当代人物的描画，成为我们洞悉那个时代的气质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夏多布里昂的生活说不上富裕，但他既是国王路易十六的狩猎侍从，又是流行沙龙的常客，并先后对革命者和保守派报以同情，因此有机会频繁地与当时的各种政治人物相处——从保守的政治领袖、激进革命者到独裁者拿破仑。他自己也 “时常分成两半”，一方面，他是卢梭的信徒，却竭力反对同为卢梭追随者的罗伯斯庇尔；另一方面，他崇拜拿破仑，却又一次次公开指责甚至反对这名大人物。

    《墓中回忆录》是他晚年的作品。据说，他原本打算等自己死后50年才出版这部文稿，却因为经济不大景气，被出版社每年2万法郎的版税所打动，出版了这本书。翻看这部作品，他对那个时代人物的褒贬跃然纸上：名重一时的米拉波，在他看来是被金钱收买了的弄权者，多亏死得早，才得以避免灾祸；而拿破仑则被他写成一个背叛了自由、剥夺了一个民族独立的失败者。

    没有谁是他彻底信服的。这也正与他本人在革命年代的表现一致。起初，他由于读了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对公平、民主颇有好感，并一度同情初期的革命者。不过，这种同情很快由于目睹革命的残暴而终止。

    夏多布里昂目睹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场景。在回忆著作里，他这样记叙攻占时的狂暴：守卫监狱的德·劳耐“在遭到百般羞辱之后，被从藏身之处拉了出来，然后打死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巴黎市长福莱塞尔被手枪打碎了脑袋”，而令他惊讶的则是“没有心肝的傻瓜们觉得如此之美的正是这种景象”。

    “人们赞赏的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东西……新时代正是由攻占巴士底狱来开辟的，如同一次血腥的狂欢。” 这名革命的同情者写下这样的话。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夏多布里昂迅速成为固执的国王支持者。他在革命最高潮时离开了法国，到美国游历；回到法国后，又因为参加保皇党流亡者组织的军队并与革命者作战而负伤，不得不逃亡国外，长期与妻子分离，潦倒度日。

    此后，夏多布里昂固执的性情始终不变。他曾当选法兰西院士，但就职典礼上却大肆批评法国大革命的暴行，结果没有当成；1804年，因为其宗教观点受拿破仑器重，夏多布里昂被授予外交职位，出访瑞士，但随即，当听说拿破仑处死了一名保皇的公爵时，他立即辞职，并且公开反对拿破仑，成为“公爵被谋害之后唯一不再替执政效力的人”；然而，等到波旁王朝复辟后，当上内阁部长的这位保守派，却又因为批评国王路易十八而被冷落。

    由于理念的冲突，他一会儿以保王党的身份反对革命者，一会儿又以自由主义战士的身份反对王室。当王室流亡时，他支持它；但当回归的王室执政时，他又在报纸上捍卫报纸自由等权利。结果，直到最终退出政治，他也没有找到自己可以托付的政治派别。

    结果，这名妙笔生花的作者，只能在自己的书里寄托政治抱负。饶有意味的是，他花大半生时间参与其中的政治，很快就随着时代更替烟消云散，而他的这些书，一百多年来却流传甚广，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