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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见到那位身高158厘米的初中同学时，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6年。1997年，他从湖南一所县级职业中专的“工民建”专业毕业，加入到建筑工人的队伍，开始了背水泥的生活。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正坐在沿海某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办公室里，研究某项交通机电工程的招标控制价，偶尔和QQ群里的老同学们聊上几句。目前，在这家名牌大学毕业生云集的单位里，这名学历仅相当于高中水平的职校毕业生负责管理一个投资68亿元的高速公路项目的招标与合同管理等工作。
这种改变发生在他的身上，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他的经历表明，任何一名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如果愿意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都有可能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处境。
在他工作的前五年，他睡在简陋的工棚里，和那些挤在一起的工友不同的是，他们把业余时间花在了打牌上，而他都用来学习有关路桥测量、施工技术和工程管理等知识。“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实力证明我不比大学生差。”他对我说。从那所地处省级贫困县的职业中专毕业后，这位同学一直生活在大学毕业生的阴影之下，和他们的暗中较量，似乎成了他不断努力的动力之一。
当那些不爱学习的工友一年又一年地重复那些体力活儿时，他告别了简陋的工棚，住进了带有洗手间的楼房，成了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管理员。他不用再背水泥，或者跟在测量师傅的屁股后面跑，帮他们扛机器，扯线条。后来，他又考取了公路监理行业的最高证书“监理工程师证”，被一位不看重学历的老板看中。随后，他进入该省公路局下属的工程研究所，成为一名正式职工。
“我觉得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他说，“为了证明自己，我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他满足现在的生活：拿着10万元左右的年薪，住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陪儿子做作业，玩游戏，看看专业书。他从来没有去过咖啡厅，认为那是上流人士消费的地方。他在沿海的那座大城市生活了10多年，直到去年，才首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起来，我的这位同学有不错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但他距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期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久前，这位副部长在一次考察活动中说：“只有当这些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一代下班后，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去休闲，懂得欣赏名曲、名诗与名画了，才真正做到了职业教育的脱胎换骨。”她还说，瑞士的钟表工与女硕士、女博士结婚同住一个屋檐下，都是自身人文素养高的体现之一。
还有一个故事，鲁副部长没有提到，但我们同样可以期待未来我国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能拥有故事中水管工的地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美国采访时任教育部部长威廉·贝内特时，发现部长家的别墅很豪华、很气派，便以为他的邻居，“不是达官，就是显贵”。结果部长告诉他，左边住的是一个修下水道的水管工，右边住的是一个超市营业员，他们虽然都是蓝领，但收入并不低，与部长收入不分上下。采访结束后，崔永元一行从部长家出来，那位水管工正好驾着一辆奔驰小汽车回家了。他从车上下来，手里还拿着个大扳手，与部长亲切、自然地打着招呼。
不过，期望与现实往往不是一回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最能表达各种职业没有高低之别的名言出自中国，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却未能深入人心。相反，它却在很多时候，成了人们用来安慰失意者的话语。
从理想的状态来看，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最有条件培养出各行各业的“状元”，从而受到人们的推崇，真正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但实际情况令人尴尬。让职业教育“脱胎换骨”绝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指日可待”。如果“重学历、轻技能”的人才价值观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如果工人和干部的身份依然有较大的差别，技能型人才就难以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这种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下职业教育所能做的，正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所言：“下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往往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我们在几年内无法改变职业教育所处的大环境，但应该帮助学生们树立起这样的信念：有一技之长，不放弃努力，就能改变个人的处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