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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伟亚又一次来到他下访的联系点——浦阳街道办事处接待室，接待信访群众。他是浙江省浦江县县委书记。这是他今年第4次到联系点接访群众，“这样的好处是干部下去多了，群众上来少了”。
浦江曾是浙江“信访重点管理县”，上访老户多、缠访闹访的多、越级上访的多。“平时县委县政府门口、办公楼里，到处是上访的群众。”张伟亚说。据该县信访部门统计，2002年，全县受理的群众信访量高达10307件（人）次，到县以上政府上访群众多达34批352人次。
“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委、县政府无异于坐在‘火山口’上。”张伟亚说。
2003年9月，当时的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到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在省领导的带动下，浦江开始实行县4套班子领导和部门主要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并把过去的每半年下访一次，改为之后的每月一天。
连续多年的干部下访，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的“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的县级信访工作大格局，使浦江的信访总量逐年下降。到2010年，全县信访总量比2003年减少57%，疑难信访案件减少90%，进京上访量减少30%。浦江县信访工作连续5年在浙江全省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浦江只是浙江信访工作变化的缩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陶君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浙江首创的这一变干部等待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走下去接访的做法，不仅改变了浦江，也推动了浙江取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双重效益。近8年来，浙江共计有4.5万余人次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下访，累计接待群众13.2万余批次，疏导化解信访事项11万件。
“下访接待群众也是考验干部能力、水平的大考场。”浙江有关领导认为，信访工作往往是细活儿、累活儿、“工夫活儿”，不仅需要大会小会的口头强调，更需要用有效的制度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负起责任。
为此，连续7年，浙江省委书记、省长与11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签订《信访工作目标管理年度责任书》，并通过领导干部下访等活动，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形成自上而下、覆盖全面的责任网络。
为让干部接访制度常态化，2005年，省委以制度形式规定了领导干部下访约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也建立起每月一次的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和领导干部约访、下访制度，还把领导干部下访和解决问题的实效，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8年来，仅省级领导就有140人次到83个县（市、区）下访，与市、县领导一起接待上访群众1.9万人次。
在干部下访基础上，浙江又建立了以县为责任主体、市为团队、主管部门为连带责任的三级党委、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责任“捆绑”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明确县委书记是“大接访”第一责任人，形成共管合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县里”。
对重大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浙江实行“包方案制定、包调处化解、包教育疏导、包息诉息访”的领导包案制，由县领导班子成员负责调处化解和工作实施。仅浦江县，自2004年以来，通过包案制化解的重大疑难信访积案就有390多件。去年，全省有2150件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得到化解，息访率达63.4%。
从“民情夜访”、“点题接访”、“重点约访”到“跟踪督访”、“带着律师下访”、“联片大接访”，浙江不少地方还建立起信访评估制度，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重要工作开展信访评估，对政策性、法律性、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邀请专家集体会商等；同时，把信访触角延伸到农村、居民社区，以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信访，尽可能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据统计，5年来，浙江全省信访总量、集体访量、重信重访量和去京上访量持续下降。2010年，全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7.6%，到省上访人次下降18%。
本报记者 董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