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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比跪下重要
“五四”青年节这天，成为青年的年轻人原本应该站起来，扛起历史和现实交给他们的重任。但广东省实验中学的这些初中生，不得不在学校的要求下，在2011年5月4日的青年礼上跪下去。
学校美其名曰“跪父母，接家书”，试图以这种特别的形式，给学生留下深刻的人生印象。尽管在下跪前，有学生相互观望甚至面面相觑，列队站在操场上的学生和父母们，还是冒雨完成了这场颇具仪式感的演出。
我无意给这场下跪仪式贴上“封建遗毒”的标签，更无意做过度解读。然而我无法忽略的是，但凡稍具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教书育人者应该清楚，他们的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之外，首先应该学会骄傲地站着，平等地进行知识交流和情感沟通，哪怕对面站的是需要感恩的父母，是需要敬重的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硕学大儒，都不该抹杀孩子们独立的人格与意识。
相形之下，广东省实验中学这种为跪而跪的仪式，只能是对青年礼的一种莫大讽刺。
在这些孩子成为青年之前，学校更应该做的是，让他们从小学会站着和这个世界说话。在颇具象征意义的青年礼上，尤其应该如此。只有青年懂得怎样站着，一个崇尚自由、独立、民主与平等的社会，才不会在权势和利益的威逼下渐渐失守。
真相比浮名重要
自2004年饮弹自尽至今，《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已经离去7个年头。她因揭发二战日军的残忍史实而得到举世瞩目，因此有不少人揣测，张纯如是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看过太多战争、强暴的残忍画面，导致心理压力太大“走不出来”而寻死。
尽管死因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少国人还是宁愿相信她因著述《南京大屠杀》而死，把她作为“英雄”来敬慕。
不过，在今年母亲节前夕，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出版了一本14万字的新书。母亲认为，“纯如的死应与《南京大屠杀》一书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相信纯如的死，是因为药物导致她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她写道。在这位母亲看来，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公开真实的故事。
在女儿死后，这位母亲认识到，亚裔文化总认为有心理疾病是负面的，不愿意去谈它。但张盈盈发现，公开面对这些疾病，对病人恢复是很基本而重要的。
面对女儿身后的浮名，张盈盈选择了真相。后者在她看来，无疑更重要。她希望这本说出真相的书，可以给类似的家庭一些帮助。
这位母亲在母亲节前的选择，才是真正对儿女负责。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这种直面真相的选择，对九泉之下的亡灵是莫大的慰藉，对俗世之中的生命更是真诚的呵护。
真伪比善恶重要
撒出去大把钞票，却换回来一身口水。这事发生在谁身上，谁心里都不会舒服。曾经的中国“首善”陈光标，目前的处境应该大抵如此。
高调行善13年后，陈光标开始遭到一些媒体质疑。这些质疑，随即引起各方的极大关注，并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展开辩论和争执。
而在目前看来，故事还不会匆匆结束。
在电视上，陈光标本人面对镜头回应质疑，并反思自己的慈善之路；在网络上，网络水军们以各种面目出没；而在现实中，记者们却收到了死亡威胁。形势变得错综复杂，作为围观的群众，大多数人只能是一头雾水。
此等情境下，媒体更应该把事实追问清楚。毕竟，媒体的功能不在于构陷谩骂，也不在于煽情诉苦，而在于客观真实地呈现事情的本来面目。
媒体有义务为善行鼓与呼，也同样有责任把真相搞清楚，二者并非相生相克，相互排斥。这就好比陈光标手里的1500多张荣誉证书，这些证书可以记录善行，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成为封口胶布。
既然曾为中国“首善”，陈光标应该清楚，所谓真善美，没有一个真字，善即难成立，也无美可言。如此说来，真伪比善恶要重要。而真正行善的人，也不应该因为质疑而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