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喜悦抚平丧子之痛

    关键词：重生（上）

    在震后的3年中，许多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又获得了孕育着希望的新生命。这些新生命来之不易，他们的到来如同阳光一般，照进曾经饱受磨难的家庭。在这道光芒背后，隐藏着许多努力与奉献，许多对于重生的期盼。

    程天乐刚刚学会走路。这个不到1岁半的男童精力充沛，可以跌跌撞撞地在自家院子里走一下午。这可把母亲刘志珍累坏了。“我的眼睛就没一刻敢离开他的。”这个41岁的农妇颇有些抱怨地说。

    但欣喜显然远远多过埋怨。程天乐的名字，是父亲程林祥取的。这个地震一年后诞生的新生命，寄托了位于汶川县水磨镇连山坡村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新希望。

    3年前，在那场山崩地裂的大地震中，程林祥正在映秀镇漩口中学读高中的儿子程磊遇难，这对夫妻一度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觉得生活毫无指望”。

    震后第78天，2008年7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四川省数以万计在地震中失去孩子或子女有伤残的父母，都可以孕育新的生命。

    随后，“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工程”便在四川灾区全面启动，涉及14个市、54个县、1041个乡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如今，已有3761名妇女怀孕，2864名婴儿健康出生。程天乐便是其中一个。

    不过，并非每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都如程林祥夫妇这样顺利。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不能再生育的家庭也为数不少。

    地震过后，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精神非常低落。“第一年叫他们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似笑非笑的。很多人不愿意配合。”北川县计生办的工作人员王芳说。

    但在王芳看来，这并不奇怪。失去孩子，对于地震子女死伤家庭来说，打击巨大，这些再生育者情绪极不稳定，稍有不慎便会触动他们内心的伤痛，引发情绪变化。而且，许多母亲已达高龄，对她们来说，年龄变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为此，在2009年3月24日，四川省成立了“再生育技术服务专家指导组”，成员包括医护、生殖医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32名专家。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覆盖四川省全部灾区的再生育服务技术指导网络。

    面对灾区再生育夫妇在心理、生理和病理上的困境，面对震后基层医疗技术单薄、医疗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困难，指导组在灾后对8000多个再生育家庭进行了一对一的服务，组织派出专家队115批次670多人次，奔赴灾区各个乡镇。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震后3年里，这个专家组的行程，可以绕地球一圈多。

    专家组和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不仅要了解这些再生育家庭的疾病问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耐心和他们沟通，更要做好孕前、孕中、产后一系列保障工作。

    在王芳的记忆中，震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北川再生育家庭群体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多家长从被动被召到计生站进行再生育宣传、检查和治疗，到主动去站里配合再生育工作，甚至有些家长还结伴儿“赶场”——参加各种孕育专家的咨询活动。

    有这样一组数据为证：2008年，北川县仅有200多对夫妇登记“再生育”，2009年，这个数据上升到600多对；而在同是重灾区的都江堰，有1400多对夫妇登记。在这里，“再生育”母亲从产前检查、孕期检查、缺陷干预和分娩，都能享受到“零收费”服务。 

    刘志珍就是在这样的服务下，顺利地生下程天乐的。在确认怀孕后，都江堰中医院就给她发了一张“再生育保障卡”。只要用这张卡，她可以享受全程免费的一条龙服务。程天乐即将出生的那天，程林祥在送妻子去医院的路上，就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医院，医生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产房。

    有媒体评论道：“在这些政策与数据的背后，体现了一个国家对这些背负着丧子之痛家庭重建所倾注的心血，凝结着再生育战线工作者们的辛勤和汗水，总结了一套大灾后对失去孩子家庭从医学角度建立有效机制的模式，也填补了灾难医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那些丧子的父母来说，这些新的生命，将抚平灾难给他们带来的伤痛，温暖他们一度孤寂的心灵。

    所以，我们看到，安县河清镇49岁的高龄产妇汪正蓉，幸福地躺在产房的病床上，旁边是她55岁的丈夫，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汪正蓉也成为四川省再生育家庭中年龄最大的产妇。

    所以，我们看到，北川县33岁的羌族产妇刘华，虽因身体原因无力自我培育新生命，但还是努力配合医护与科技人员，产下了四川灾区首例再生育的试管双胞胎婴儿。

    所以，我们看到，刘志珍在程天乐玩累了之后，把一身大汗的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贴近他的胸口，仔细地聆听着他的心跳声。

    “咚—咚—咚”，对于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这些新生命的心跳声，无异于天籁之音。 

    “听到这个声音，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程磊又回来了。”刘志珍微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