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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嘉宾介绍：
（图2）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苦难辉煌》的作者。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获得者，连续三届获国防大学“杰出教授”称号，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进修，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国内多所院校教授。
（图3）杨扬：短道速滑名将，中国冬奥会历史上首位冠军得主，23年运动生涯共获得59个世界冠军，是中国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中共十六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全国青联副主席。
（图4）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著有《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等著作，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政治、外交政策的文章。曾任邓小平英语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图5）王万青：“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民医院退休大夫（原外科主任医师）。1968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到甘肃省玛曲县工作，多次获得全省、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和“中国医师奖”等。
编者按
5月4日在上海举办的“‘90后’对话九十年”主题讲坛是团中央、全国学联联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庆祝建党90周年开展的重要活动，活动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学联、复旦大学共同承办。来自全国105所高校的大学生理论社团负责人、上海部分高校学生代表结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辉煌历史的学习、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对自身成长经历的感悟，围绕当代大学生的信仰传承、责任担当等话题，与金一南、杨扬、张维为、王万青4位嘉宾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和讨论。
■《苦难辉煌》中写过一句话：“人爱自己的历史，胜过鸟爱自己的翅膀。”那么，什么是我们当代青年学生最应该从党的90年历史中汲取的营养？
●那种青春、那种献身、那种理想，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他们追求的不是“小我”，而是一种“大我”，他们力图把这个“小我”融合到整个民族的进程中。
●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缺乏思想的力度。
金一南：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一个需要热血的时代，一定是属于青年人的时代。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组织南昌起义，博古25岁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聂耳23岁谱写《义勇军进行曲》，邹容20岁写《革命军》……那个时代年纪轻轻就做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那是一个需要年轻人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充满了热血的年代。那种青春、那种献身、那种理想，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很大。他们追求的不是“小我”，而是一种“大我”，他们力图把这个“小我”融合到整个民族的进程中。我经常讲，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袖，他们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是党造就了他们，没有党就没有他们，当然他们也为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和组织是共生的，他们的“大我”在组织中得到了实现。
金一南：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推动，我觉得就像是《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讲过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缺乏思想的力度。”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思想很多，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我就感觉到，没有力度的思想不能穿透历史。当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很有吸引力，在德国到处都是要跟他握手的人。我们能说希特勒的思想是有力度的吗？不能，因为今天它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再看马克思，他当初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写《资本论》时，穷困潦倒，生活来源都要靠恩格斯接济，但马克思的思想却改变了世界。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又兴起新一轮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
■经常有人说“90后”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困惑，问自己如何才能把对党的认识从知识层面上升到信仰层面？坚定的信仰源自哪里？
●我们心中每天升起的旗帜是个人的旗帜还是国家的旗帜？
●我们的信仰不在我们的书中，也不在象牙塔中，而是要靠大量的实践。
●怎么认识自己的国家，怎么认识自己的民族，怎么认识自己，你在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是什么，必须自己得出结论。
金一南：我去年随南海舰队的换补编队到了南沙群岛，最南端的一个礁盘上大约有15名战士镇守，不少战士都是“90后”，礁长来自齐齐哈尔。他们来自祖国各地，镇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地方，这就是大一统的中国，我们的信仰源源不断地来自这里。我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阿勒泰的中俄边境地区有一大片地方，划定边界后只有一个农工在那里耕作，他看见对面的俄罗斯每天都升旗，他就自己弄了一个杆子，缝了一面五星红旗，每天早上一个人升旗，这就是信仰。我们今天都富裕起来了，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但我们心中每天升起的旗帜是个人的旗帜还是国家的旗帜？在升起个人旗帜的同时有没有升起祖国的旗帜？我们的信仰不在我们的书中，也不在象牙塔中，而是要靠大量的实践，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屈原在《离骚》里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人要汲取天地之间的精华，我们的社会的确有一些很丑恶的现象，光吃这些肯定是要拉肚子的。我们要撷取的是精华，是木兰坠露秋菊落英，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使命和担当，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金一南：确立信仰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因为任何人的信仰都很难说靠灌输，而是要靠自己去认识。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我的父母都被打倒了，我看《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各种疑问。信仰来自哪里？我们的信仰跟宗教不一样，宗教起源于坚信，而科学首先是从质疑开始的。我的信仰就是从怀疑开始的，我满腹狐疑地打开了《毛泽东选集》，读了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时在工厂每天早上读《毛选》，我很少发言，显得“很落后”。但是，后来那些曾经非常“先进”的人去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地位和个人名望，而我的信仰却没有变，我入伍时的理想到现在还是我的理想。为什么没变？因为它是经过自我锤炼的，不是任何人灌输给我的。我无法写出一本书，让大家看了这本书就能获得一种信仰，就坚信一条路。我们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在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进程中，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你怎么认识自己的国家，怎么认识自己的民族，怎么认识自己，你在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是什么，必须自己得出结论，自己获得自己的信仰。
■现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有时听到太多负面的声音，尽管我们也告诉自己中国很大、很复杂，但仍然想知道该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国情？认识国家的发展道路？
●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奋斗者，集“小我”成“大我”，才拧成一股中华民族的力量，中国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我们要首先肯定自己的成绩，然后再以独特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什么原因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我们靠的是实践。第二，我们是民生为本。第三是渐进改革。
●我们的报道就应该实事求是，否则会造成“负面消息综合症”。在战略上，应该建立“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话语体系”。
金一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曾经说，中国近代以来不过是一个部落的集合体，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谁来入侵，谁来占领，老百姓都无所谓，非常容易各个击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18000人，东北军20万人，半个月之后，东三省全丢了。我们对现代国家的认识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直到西方国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来认识了，中国人才意识到组织起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性。我们要在民族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对抗那些要瓦解我们、分裂我们的力量，我们是经历了一次一次灾难之后才组织起来的。正是由于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奋斗者，集“小我”成“大我”，才拧成一股中华民族的力量，中国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样，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一过程同生与死的考验，那种烈火般的锤炼相比，程度可能要轻一些，但也经历了无尽的艰难。
张维为：我到过一百多个国家，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的进步在过去30多年里是世界最大的，中国人财富的增加是世界上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消除贫困，但根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灭的。我们的经济规模在过去30年增长了16到18倍，在人均寿命、各种各样的硬件设施、住房条件方面，中国总体上已经可以叫板南欧发达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不比它们差。我们的社会治安要比纽约好得多。我们取得的这些成绩让人震撼。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坦率地讲，这些问题还很严重，但确实有些问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比如，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没有高速公路的，而我们面临的则是高速公路收费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农民工，而我们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没有高铁，可我们的高铁票价是个问题；在很多国家，30岁不到就拥有自己的产权房是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考虑的却是“80后”、“90后”的产权房问题。现在一些媒体为了抓人眼球，就热衷于渲染负面的新闻，把中国讲得一团漆黑。所以我们要首先肯定自己的成绩，然后再以独特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张维为：什么原因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把它叫做“中国模式”。首先，中国人很少喜欢用纯粹的理论推演，我们没有西方的神学传统，我们靠的是实践。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它的基本思路，几乎所有改革开放大的措施，都是先实验，从特区开始，实验之后证明还可以的就推广，然后再逐步修改法律条文。而在西方，包括东欧、俄罗斯等，都是从概念出发，先修宪，然后修改法律条文，再落实到行动。我觉得我们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上都是强调实践。第二，我们是民生为本。不管是什么改革，最后都要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就非常务实。和西方的指导模式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模式是为民主而民主，为政治而政治，结果造成了大量资源耗费，而我们总是落实到民生这样非常具体的事项。第三是渐进改革。我们的国家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地方差异非常大，所以如果是贸然地推动一个政策往往会有风险，所以总体上我们的战略是渐进改革。
张维为：我写《中国震撼》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希望为我们国家建立一个强势透彻的话语体系，我对西方的话语体系尽可能地、全面地做了一个反思，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在战略层面、话语层面上把很多事务的本质认清楚，我们的媒体就会跟着别人走。比如有人认为负面报道就是好的，但如果我们讲究实事求是，这个东西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为什么只关注负面报道？为什么一定要模仿西方这种模式？我们的报道就应该实事求是，否则会造成“负面消息综合症”，这在西方很普遍，我们没必要跟着人家的模式走。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自己的价值观来影响世界。所以我觉得在战略上，应该建立“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老百姓听得懂，外国人也能听得懂。不要官话，不要套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设计各种战术层面的方案。
■有段时间社会上对“80后”、“90后”有种种议论，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当代青年应该怎样更好地成长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为了避免藏独分子破坏火炬传递，一位“80后”中国留学生跳进冰冷的喷水池，展开五星红旗。
●我给自己定了三个标准。第一，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第二，是做自己能做的事；第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结合的话，我相信你的发展会很长久。
●年轻人应该培养一种阳光、向上、大器的性格。
●有时候，默默地被埋没也是一种核心。
金一南：“80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的表现。我至今记得，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为了避免藏独分子破坏火炬传递，一位“80后”中国留学生跳进冰冷的喷水池，展开五星红旗，高高挥舞，当时还下着雪，非常冷。这是一幅属于“80后”的经典画面，让我感动至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就像毛泽东代表了他们那代人，而那位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冰冷水池中展示五星红旗的学生，在网上被评论为“最英俊男孩”，我觉得他就是“80后”的代表和象征。
杨扬：去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大家也都看了，当时让我们很多人都感动的周洋，她就是“90后”，她身上表现出来的特质，无论是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还是下场之后她对父母的感恩，我相信都感动了很多人，也让我对“90后”有了更新的认识。我跟“90后”也在一起训练过，他们很爱表现自己，也比较自我。比如讲到战术配合，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去配合别人？我自己也许还有机会！”不过，在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成长，他们都有了很强的团队合作意识，这在几年前我几乎是看不到的。我相信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很多的考验和失败，最终才能够拧成一股绳。
金一南：我前不久在北京碰见了一个搞生物工程的年轻人，他说，他们在北京工作地点是三层楼，一层是餐厅，二层是实验室，三层是宿舍，他们做实验、搞科研，能够连续一个月、两个月不出楼，在中国一周的工作量在美国半年都做不完，结果导致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到35岁就要被淘汰。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的原因，我们的年轻一代依然在不同的战线上努力拼搏。这虽然和我们过去在战场上革命、战斗、牺牲不一样，但这就是另外一种战线，科研、生产、发展，我们同样有一批年轻人在奉献。
杨扬：大家都知道，运动员都要面对二次创业或者是再转型，我还记得我当时退役的时候，想着该选择怎么样去发展，当然要先回到学校给自己一段缓冲的时间、一个充电的机会。但是毕业以后该怎么办？在自己的方向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三个标准。第一，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兴趣是做好事情的最好动力。第二，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就是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第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个人的发展如果只是从自己简单的需求来考虑的话，它一定是短视的，如果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结合的话，我相信你的发展会很长久。我是运动员出身，在国际赛场上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你有机会用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骄傲，非常自豪。我给自己定了这些框框以后，这几年的发展相对顺畅了很多，而且在出现各种疑惑的时候，我拿出这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就会很快地作出决定。
张维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培养一种阳光、向上、大器的性格，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人生很长，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如果有阳光的心态，就可以看得很淡然。半杯水摆在面前，如果你看到的是有水的半杯，你眼中的世界就一定是明亮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这半杯水，是看到没有水的半杯，很悲观。向上，我觉得就是争取不断进步。大器，我觉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90后”、“80后”，不能太限于网上的游戏或者交流，与中国文化之丰富、文明型国家内容之精彩相比较，这个太小了，前面金教授讲到了“小我”、“大我”，当你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看问题的眼光、遇到挫折的态度，都会不一样。除了性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心智，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很多，所以需要有成熟的心智来应对、处理，而不是跟着起哄。所以，我觉得好的性格、成熟的心智都有助于“90后”的成长。
杨扬：我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上提出了三点要求，最后一点是要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很长一段时间“个性”这个词还有些贬义，所以我就把“个性是什么？”发到了微博上，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其中有一个人说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其实，我们在想突出自我个性的时候，不妨参照这句话去感受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去独立思考？有没有这样的思考能力？是否能够让自己自由地思想？我自己的经验是：鹤立鸡群的时候要能独当一面，当核心的时候要放下自己，和周边的人凝聚成一个整体。有时候，默默地被埋没也是一种核心。
■有人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倡导青年学生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出国热、留学热、移民热越演越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我在毕业分配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出国热、留学热、移民热，我一点都不担心，这对中国是好事。
●或许对我来说，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很苦，但我还是要去，因为我不能当逃兵，退是没有出路的。
王万青：43年前分配工作时，红头文件一下来就立即分配，前后不过半个月，我们第一医学院上千名同学全部分配结束。我在毕业分配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没有填写具体的志愿，但我知道，大西北、大西南有几百个单位需要大学生。最后，我自己要求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西部青藏高原的边远地区，是藏族地区，我想可能没有更艰苦的地方了。
王万青：甘南大草原离开上海大概有2500公里。那个时候去程就花了10天。离开上海时，我满腔热情，因为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认为可以去施展一番。不过到了那以后，我的心一下子就冷了，因为条件太差了，我去的那个卫生所就没几个人。当时上海一个卫生院至少27个人，我们那里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就四五个人。而且硬件也不行，连血压计、体温表、听诊器这三大件都不齐。玛曲县是甘南藏族自治州7个县中最危险、最艰苦的县，当时那边还在剿匪，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后来我也参加了训练，站岗、放哨、演习。刚到那里还要过很多的关，比如，语言关、生活关、饮食关、骑马关等等。或许对我来说，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很苦，但我还是要去，因为我不能当逃兵，退是没有出路的。
张维为：中国人的视野是“天下”。有人问我出国热、留学热、移民热，有没有忧虑，我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对中国是好事，我们是要有长远眼光的。当然，留学要选对专业、选对学校。另外，从就业或者发展的机遇来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机遇还是比国外要多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可以寻求国外的工作，也可以同时考虑回国工作，都是很好的选择。
王万青：有没有想打退堂鼓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客观，很实在的，应该理解。我在草原上待了43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说实话，我也是个平凡人，刚去的时候，我是比较失望的，那里的生活条件跟上海的城市生活条件相差太大了。但就像我刚才讲的，既来之则安之，想要马上走是不行的，我想先干一阵子，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回上海的。但没想到，我后来干出味道来了。我发现那里确实太需要大夫了，缺医少药的现象很严重，加上卫生条件不好，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只能尽我的能力抢救病人，有一次一个急性喉阻塞的病人快要窒息了，那时天刚刚亮，我得知后马上就骑马飞奔，冲过草原，冲过小河，不顾一切地赶过去，马上用针为他进行穿刺，他很快就醒过来了，看着我，眼泪就流了下来，虽然他暂时还不能说话，但我觉得他很感动，如果我当时迟1分钟，他可能命就没有了。当年我为什么要考医学院，为什么想当医生，因为当时我特别希望攻克癌症。当然后来到了大草原，我也就无缘去研究癌症了，基层大夫在草原上面对的是大量的常见病、突发病，我的方向必须转变，要为病人服务。现在那里的情况已经跟内地不相上下了，赶上好时代了。
（本版照片均为王君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