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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年轻，朴素，不修边幅。他们不是抗震救灾行动中的典型代表，没有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更没有多么伟大的豪言壮语，但他们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贡献着自己的点滴力量，同时拓展着自身的发展空间。
原汶川县水磨镇企业工人宋祥丽中断了旱涝保收的打工生涯，在新建的水磨老街上开起了火锅店，当上了老板娘；原外出打工青年何国良辞去年薪12万元的工作，回到北川羌族自治县吉娜羌寨办起了羌族文化展示店，卖起了绣产品；22岁的大学毕业生赵海伶，在淘宝网上开办了一家青川土特产专卖店，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商贸公司。
三年后的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许许多多普通青年的故事里，蕴藏着灾区重建的勃勃生机。
“充满商机”的新县城吸引青年返乡
原本一座并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山区小县城，三年前，因为一场灾难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原本一个职业中学的普通教师，三年后，随着那座小县城的出名，当上了一名职业导游。“过去很少有人来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团要接。”
刘月皎原是北川职业中学旅游专业的一名老师，最近被校办旅行社“挖走”，当上了导游，月薪2000余元，“没办法，旅行社实在忙不过来了。”这天是周六，往返于北川新老县城间的车辆几乎清一色都是旅游大巴。
去年12月，北川县通过了以“特色文化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新型工业为支撑、现代特色农业为重点”为发展战略的全县“十二五”规划建议。这个曾经以农业生产为主、三面环山的小县城，如今打算尝尝旅游业和新型工业的“滋味”。
一些人已经提前尝到了经济发展新规划带来的甜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接近“重生”的感觉。
身穿羌族民族服装，坐在羌寨“碉堡”门前的长板凳上，哼着小曲儿，熟练地在羌绣模板上穿针引线——这是吉娜羌寨村民朱一宏的新工作，做羌绣手工活儿，月收入1500元。三年前的那场大地震曾彻底摧毁朱一宏的生活——房屋被毁，土地被淹，农田已不具备复垦价值，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的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而眼前，一座座崭新的羌族特色民房拔地而起，寨子里的人不再需要种地，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小生意，开个农家乐饭馆，办个特色民宅旅店，卖些羌寨纪念品……朱一宏特别享受现在的生活，“不用下地干活，有新房子住，有钱赚。”
吉娜羌寨位于新老北川县城之间，是往来两地的必经之路，老县城如今成了地震遗址纪念馆，新县城重点打造城市旅游，游客日渐增多。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嗅到了商机，返乡创业，朱一宏的雇主、“云云羌”羌族民风民俗实物陈列室的策划人何国良就是其中之一。
“一不需要房租，二有人旅游、有市场，为啥不回来。”没有一箩筐的大道理，“生意人”何国良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羌文化发展契机。他经营的这家5层楼“碉堡”小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红火起来，日均接待游客达五六百人次。
“外来务工青年”见证灾区重建之路
已经有不下10个人说张继春“傻”了。他做的“傻事”被罗列如下：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放弃保研机会，毅然选择参加四川省选调生选拔考试，且定点要求去当时看来是最艰苦的“北川县”；选调期间，被四川省财政厅选拔上调，他却拒绝上调机会，毅然决定留在绵阳。
他先后在北川县党政办和财政所工作，如今供职于绵阳市委组织部。最有成就感的事儿还是发生在北川，他始终觉得自己过早地离开了这座曾经满目疮痍的小县城，“协助做过收益分配，负责过人口普查，参与过入住安置。”他把自己当做“新北川人”。
一年前，22岁的山东小伙儿岳强住进了位于北川新县城山东工业园区的厂房里，跟着29岁的电子公司老总在绵阳附近跑起了销售、做起了市场和售后，他们都是山东人。
灾区的重建吸引了一大批像岳强一样因企业投资而落户四川的“外来务工人员”，“公司主要做民用仪表，灾后重建对这类产品需求很大。”这家公司雇佣的员工90%以上为灾区群众，三个月前刚刚开始投入生产。
数据显示，过去3年是四川对外开放速度最快、成效最大、变化最大的三年，全省引进国内省外投资12400亿元。
西部计划志愿者张峰两年多前带着满腔热情、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川，在团北川县委服务。两年多来，他住过板房，安置过灾民，联系过青年创业贷款，见证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在此开拓事业、参与灾后重建，“没想到发展这么快、这么好。”坐在大巴车上，望着窗外林立的民宅新居、商场步行街，这个临沂小伙儿大声地告诉前来参观的客人，“我在这里收获了爱情，而且打算留在这里。”
少了依赖，多了自立
灾后重建过程中，曾经在家人看来不怎么懂事的打工仔王云（化名）长大了。他现在和哥哥一起经营着一个农家乐饭馆，每天忙里忙外招呼前来旅游的客人，端盘子上菜。他用“颓废”二字来形容自己在地震前后几个月的生活状态。
地震前，王云在广东打工，每天除了工作就想着怎么玩儿，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如何生活，事业怎样发展，“偶尔有假期回老家，每天吃吃喝喝搓搓麻将，钱花的差不多了，就乘个火车回广州继续打工。”
地震后，他第一时间赶回了猫石儿村，当时的村子面目全非，似乎没人在想怎样重建村子，也没人想过今后怎么办，小王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和大多数村民一样“等着国家派人来救助”。那时的生活状态用“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今天你家还有两壶酒，他家还有两条肉，就全村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过一天。”
直到有一天，村书记开始一家一家地做思想工作，说服大家把这个祖祖辈辈都靠农垦为生的寨子统一规划成旅游景点。村民们终于等来了“国家的救助”，倒塌的房屋，在政府的资助下只花了四个月就重新盖了起来，而且“比原来漂亮多了”。
王云与哥哥一道开了个“农家乐”，享受政府免税政策；老母亲在屋子门前的走道上支了个摊位，卖手工制品。过年时，家里腌的5000斤肉现在只剩下十几条了，平均每天每顿饭都有二三十桌的预定量，现在的他一年能赚15万元左右。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村民们原本“等着国家救助”的心态开始改变，他开始热衷于“自食其力”，“如果旅游发展得好了，以后哪怕取消税收优惠我也愿意。”
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搞好自家的生意，村子里竖起了一块又一块的广告牌，家家户户的门面都装点得喜气洋洋，有年轻人在驴友论坛上推销自家的小旅馆，还有人在淘宝网上开了网店售卖纪念品。
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寨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打牌闲聊喝酒的人变少了。
就连年过半百的老母亲也过起了自食其力的日子，她每天用心经营着自己的杂货铺，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更新产品种类来提高销量，“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不靠孩子们。”
地震让很多原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明白了“家”的含义，他们大多在地震后选择回到家乡。
周兰英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她和丈夫在上海打工，两人每月总收入有3000余元，“那时候就是想多挣点钱。”而如今，灾区重点发展工业，有了开发区、工业园，很多厂房在新城落户，她回到家乡，宁可工资低一些，也要在家多陪陪父母和女儿，图个“心里踏实”：“我们这里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收入可以慢慢提高，关键是现在干起活儿来更带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