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玉玺与利比亚战争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约联军轰炸利比亚的时候，大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则新闻：在法国某拍卖行进行的一次拍卖中，一方乾隆玉玺成为了拍卖品。

    轰炸开始的时候，一位长期驻国外的记者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多少年过去了，列强仍旧是列强。”我不觉得这是句玩笑话，我也非常厌恶“多国部队”或“北约联军”之类的词汇。因为，从造词法上看，它们和“八国联军”没有什么不同。而八国联军劫掠中国皇室珍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国际法。

    彭德怀元帅有句名言：“西方列强在东方架几门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令我感动，我们早已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压迫。我们不仅不怕这几门炮，我们也不怕幻影2000战斗机，我们很快还将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但是，卡扎菲的空军毕竟斗不过幻影2000，列强还是能够把炮架到利比亚，架到伊拉克，架到阿富汗，架到其他可以攫取利益的地方。

    美国打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试图采访一位国内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想请她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角度来解读一下美军的行动。这位学者拒绝了我的采访，她略显激动地说：“我不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感到悲哀。我搞了30多年国际法研究，面对这种完全绕开联合国、彻底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侵略行为，我无话可说！”

    对中国人来说，国际法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清律》等主要是规范了刑事法律领域的内容，以及一小部分民商事条款。直至近代，中国鲜有人对国际法有深入的研究。换句话说，中国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学习和认知，基本是“拿来主义”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无论是我的同事梅小璈先生的父亲——远东国际战犯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还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海牙国际法院前院长史久镛先生，都是解放前远赴欧美求学的留学生，他们在英美法系国家学习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法。

    一位国际法专家告诉我：“你是没见过有的国际法庭开庭审理案件的样子，那简直是一些西方人权律师和政客的布道场！”在英美法系营造的法律语境、法庭布局、司法礼仪乃至衣着服饰下，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剧场化”的情绪，被律师的出色辩技和煽情举动所感染。这时候，“人权高于主权”、“反对派拥有颠覆现政府的合法权利”等观点，就会不知不觉地浸淫到每一个人的脑海中，并影响法官的判决。一些民族自决国家的首脑，就是在这样的法庭上，从此沦为阶下囚。而“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国际间不主张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等原本写进《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反而被抛到九霄云外。

    果不其然。就在今天，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政府8名高官发出逮捕令，包括卡扎菲本人、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以及利比亚情报机构负责人萨诺斯等。由于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没有警察，因此，发布通缉令之后，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逮捕卡扎菲。

    这位国际法学者对我说，“西方国家搞国际法已经搞了几百年，汗牛充栋的国际法著作已经写到第七版、第八版，他们主张的权利要求和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十分巧妙地、甚至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地浸透到了国际法的每一个字当中，形成一个个国际法原则、国际法理念。这些国际法原则和理念，又通过西方世界的法学家、外交官和职业政客，贯彻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法律公约中，教授到世界各国前来求学的青年学生的大脑中去，并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和领导者，受这些思想的灌输挺严重的，有时候甚至到了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步。”

    “世界上一些动荡地区和战乱国家的反对派领袖，正是青年时期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奖学金，前往这些国家学习，对他们标榜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法治深信不疑。他们领导的反对派一旦获胜，就立即成为西方利益在本国的代言人。这种事例，数不胜数。”

    我深知，现存的国际法法律体系，本身就是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环，它是数百年来世界上各种权力和势力博弈、平衡、讨价还价的结果，其中，既有铁血，也有讹诈，这令人感到法律并不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东西。要想打破它，或者重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许比构建它还要来得艰难和漫长。

    我们现时能做的，应是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提高民生，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我想，终究有一天，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援引届时国际公认的法律准则，索回乾隆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