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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4个男人，穿着统一的队服，在一块水泥场地上来回奔跑、接球、射门……5月3日晚，在香港深水埗街心公园的一块小型球场里，一支足球队正在认真地训练。4盏照明灯的强光照射下，可以清晰地看见球员们脸上的汗水。
场边，除了球队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一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多是些“居住”在公园里的流浪汉，他们的“居所”，是球场的塑料椅子、花园里的凉亭，或是某个幽暗的角落。
对于场上的球员们来说，这样的生活环境并不陌生。不久前，因为失业、赌博、吸毒等种种原因，他们也曾过着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
但一个多月前，经过层层选拔，这14名球员从10支由流浪汉组成的球队中脱颖而出，成为现在这支球队的候选球员。他们即将代表香港，去参加今年8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流浪汉世界杯”（Homeless World Cup，直译为无家者世界杯）。这是一项专门为流浪汉举办的每年一度的世界性足球比赛，至今已有8届历史，香港也已6次派队参赛。
为了实现“代表香港踢世界杯”的梦想，场上的14名球员正奋力奔跑。看着他们的身影，场边的社工吴卫东总会想起6年前的那个夏天。
2005年，第一支代表香港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流浪汉球队，也同样在这块场地上训练。那是一支叫“曙光”的球队，当年38岁的吴卫东，是那支球队的创办者。
在一年的时间里，吴卫东从零开始，为球队找到了合适的球员、教练和资金，并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冷遇与阻挠，最终把这群一度被社会遗弃的流浪汉，送到了苏格兰，与来自全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的流浪汉们同场竞技。
“看着这些在人生路上跌倒的流浪汉，在足球场上重新开始他们的奔跑，是我最享受的事情。”吴卫东说，“他们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不要放弃，你们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一届流浪汉世界杯后，65%的球员重新投入了正常人的生活
2004年7月26日早上，吴卫东照常走进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开始一天的忙碌。这是一个由8名社工组成的民间组织，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流浪汉、孤寡老人、精神病患者等弱势群体。
吴卫东一边接听此起彼伏的电话，一边接待那些前来求助的流浪汉们，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衣服、被子、方便面，帮助他们申请补助和就业机会。在这个岗位上，他工作了14年，早已驾轻就熟。
忙碌过后，吴卫东停下来喘口气，随手翻开了当天的《明报》。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从这一刻起，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
那天的《明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新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二届流浪汉世界杯，参赛的是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流浪汉所组成的足球队。这项赛事的目的，是通过足球来改变流浪汉的生活。
新闻里还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根据第一届流浪汉世界杯赛后半年的统计，65%的球员在比赛后，重新投入了“正常人的生活”。
如何重建流浪汉的自信与希望？这也正是吴卫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多年的社工工作中，他所见过的流浪汉，人生多是由“一个又一个失败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想法”，许多人的人生规划，仅仅是停留在“今晚有没有饭吃”。
吴卫东认定，这项国际赛事或许能解开锁在流浪汉心上的死结。于是，他马上向机构的主任申请，组建一支流浪汉足球队，参加2005年7月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世界杯。
“我们全力支持你，但每一分钱你都得自己去筹。”主任回复他。
吴卫东平日里也喜欢踢球，他盘算了一下，在香港搞个足球队似乎不难，街边小型足球场都是免费的，而且在他身边，有一个“再适合不过”的教练人选。
这个人叫周昌华，曾是香港一支甲组足球队的职业球员。年轻时的周昌华是个酒鬼，每天喝得烂醉，总是缺席球队的训练和比赛。1993年，合约期满后，没有哪支球队再敢收容他。
吴卫东与周昌华的相识，是在慈善机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一间免费宿舍里。当时的周昌华欠了一身赌债，几乎走投无路。
在吴卫东的帮助下，周昌华逐渐走上了正轨。他找到了一份货车司机的职业，开始自谋生路。从那时起，每周总有一两个晚上，当吴卫东去拜访那些流浪汉时，周昌华就用货车送他。
“有阿昌在，还怕球队搞不起来？”吴卫东想着，拨通了周昌华的电话。
希望这支球队，能为这些身处黑暗的人带来一些光亮
电话里，周昌华结结实实地给吴卫东泼了一盆冷水。
“你疯了吧？”周昌华回忆，他在电话里“很想把阿东骂醒”。“第一，你能筹到钱吗？第二，那些睡大街的会理睬你吗？是，他们个个都喜欢球，不过是赌球！”
但吴卫东还是在电话里说服了他的搭档：“你就算帮我个忙吧。如果失败了，都算在我的头上。”
吴卫东先以“足球治疗”的名义，向所在地深水区议会申请了3万港币。2004年10月，拨款下来了，不过只有7800港币。
周昌华抱怨个不停，但吴卫东却很淡定：“这些钱足够先在本地搞几次球赛了，可以租到草地大球场，买到足球、水，请到裁判……至于能不能去世界杯，一步步来吧。”
大街上，天桥底下，足球场里，两个男人开始四处派发做好的宣传海报。海报还贴进了几个专门收容流浪汉的免费宿舍。海报极其简陋，最大的卖点，是用大字写着——“去苏格兰踢世界杯”。
“阿东，你有钱带我们去苏格兰？”这是许多流浪汉看到海报后的第一个问题。吴卫东只能如实吐出两个字，“没有”，便立刻引来“痴人说梦”的嘲笑。有流浪汉告诉他：“不要戏弄我们了。”
可还是有些流浪汉被吴卫东打动了。
“波牛”，一个40多岁的胖子，是第一个同意加入球队的流浪汉。年轻时的“波牛”喜欢踢球，因为“性格太冲动”，很早就离了婚，工作也不稳定，无力承担房租，十多年来一直流浪街头。他非常乐意加入这支球队，并且常常帮吴卫东“从宿舍抓人来踢球”。
谭平新，一个赌博成瘾，输光了数百万港币积蓄的男人，妻子带着儿子离他而去。吴卫东为他申请到了免费的住所，并动员他加入球队。“我的球技好得很，当年的外号叫马拉多纳呢！”谭平新吹嘘道。
“醉猫”，一个52岁的中年男人。他在街头已经流浪了7年，每天早上一起床，便往肚子里灌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白酒，一直喝到天黑，每日清醒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戴着无框眼镜、说话缓慢轻柔的王仲维，是球队里除了周昌华之外唯一会踢球的人。很少有人能看出来，加入球队前，他曾经在街头露宿了近两年，睡过露天足球场、街心花园，还有深夜闲置的公共汽车。加入球队时，他刚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
22岁的何颂斌，是这支球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当吴卫东问他的联系方式时，何颂斌只扔下一句——“你留email给我吧”。那时，网络并不是很普及，可何颂斌“一天到晚都在网吧里打游戏”，最高的记录是80多个小时。
不过，无论是谁，第一个问题都是：“踢球行呀，有什么好处先？”吴卫东也会淡淡地回答：“有啊，一碗方便面。”
“我想他们愿意来，一半是为了踢球，一半是为了方便面。当然了，他们跟我的关系也OK。”事后，吴卫东这样总结道。
2005年1月的某天晚上，十几名流浪汉齐聚香港黄大仙草地大球场。他们换上吴卫东暂时借来的球衣，穿上吴卫东买来的“十几块一双”的白布鞋。这是球队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一支社工联队。
开球之前，前来采访的记者为这支球队拍下了第一张合照：十几位身穿同一服装的流浪汉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曙光露宿者足球队”。
这个名字是吴卫东起的，他希望这支球队，“能为这些身处黑暗的人带来一些光亮”。
他想赢，他开始对自己有要求了
裁判一声哨响，曙光足球队的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在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回忆起那场比赛，用得最多的描述是——“滑稽剧”。
大部分球员根本不会踢球，“波牛”挺着大肚腩，跑上几步就气喘吁吁；何颂斌骨瘦如柴，一碰就倒；自称是“马拉多纳”的谭平新，居然连基本的停球都不会；别人口渴了喝水，“醉猫”却躲到角落里喝白酒，后来跑累了，趁人不注意，擅自退场回家睡觉去了。
只有周昌华与王仲维会踢球，但两人也无力挽回败局。曙光队的第一场比赛，以2比5告负。进的两个球，还是对手让他们的，“后卫都懒得来拦截”。
前来采访的记者，戏称这支球队为“慢联”——“进攻慢，防守也慢”。
不过，这个结果也在吴卫东的意料之中。比赛结束后，他拉着周昌华在球场散步聊天儿。
“这些流浪汉是烂泥一堆，不值得帮。”
“人是会改变的，你以前不也是流浪汉吗？”
“我不是，我只是曾经住在流浪汉之家而已。”
事实上，同样的对话在两人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末尾总以周昌华对吴卫东说“我是帮你，不是帮他们”而结束。他并不相信吴卫东所说的“改变”。
但在吴卫东的眼中，每个细节都可能隐藏着“改变”。
比起结果，吴卫东更关心的是如何管住这些“吃喝嫖赌样样全”的流浪汉。比赛前，他就帮曙光队量身定做了“十大规诫”，包括在足球场内严禁抽烟、喝酒、赌博、吸毒、粗言秽语、打架斗殴等。
一个他至今津津乐道的细节是，有球员听了“十大规诫”之后跟他争论：“如果我的头在球场里面，烟嘴在球场外面，这算不算场内抽烟？”
吴卫东觉得，这位球员“想看看如何钻空子”，证明他“还是很尊重规则的”。他还留意到，“醉猫”喝酒是“躲起来的”，这也是一种改变。
但愿意接受“改变”的球员并不多。在最初的两个月里，球队每次比赛，都有“超过一半的新面孔”。
比赛前，吴卫东通常要联系30多个流浪汉，最乐观的情况，“一半会来，一半是敷衍”。而且最好比赛前一天再通知他们，因为要流浪汉们“计划几天之后的事情，太难了”。
现在回头看，许多球员印象最深的“第一次”，实际上是曙光队的第三场比赛。他们的对手“个个都很年轻”，头20分钟，曙光就输了个0比7。
比赛刚结束，一名球员就开始“问候”吴卫东的母亲：“干你×，你找错对手啦，下次你应该约一队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过来！”
与流浪汉打交道，这样的挨骂并不罕见。在大多数流浪汉的口中，亲热的时候，吴卫东是“阿东”或者“东哥”，“一不满意就问候你娘亲”。
但这次的“问候”，在吴卫东看来，是“很大的进步”。
“他的意思，是他也希望有下一次，而且他想赢。”吴卫东说，“他开始对自己有要求了。”
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过我相信你
在那段时间里，最困扰吴卫东的问题，还是资金。
流浪汉世界杯采取的是4对4的比赛规则，每支球队由4名主力球员与4名替补球员组成。再加上一个社工和一个领队，去苏格兰的费用需要24万港币。对于流浪汉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不仅如此，最初的7800港币拨款，也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正当球队逐渐陷入困境时，2005年2月中旬，吴卫东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电，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对方自称是一个对流浪汉世界杯很感兴趣的商人。电话里，他问了吴卫东3个问题：“你带过球队吗？你带过球队去国外参赛吗？你打算怎么筹钱？”
吴卫东的回答也简单，两个“没有”，一个“不知道”。于是，陌生人要求，先来看看曙光足球队的比赛。
几天后，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的老人，出现在球场边。他的名字叫陈永柏，当时64岁，是一家多媒体印刷管理公司的主席。
陈永柏不会踢球，却是个狂热的球迷。他的童年时代，香港还没有电视机，要了解球赛消息，唯有依靠报纸。出身穷人家的陈永柏，每天盼着家人给他一角钱，这够买一份晚报。报纸每天下午4时上架，陈永柏3时50分就在报摊苦苦等待。
长大后，陈永柏事业日渐有成，他把对足球的喜爱发展到了极致。他曾经跑到现场观看了3届世界杯。但陈永柏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拥有一支足球队，并成为领队。
那天晚上，他看着曙光队的比赛，觉得吴卫东“是在认真做事情”。比赛一结束，他就向吴卫东提出，由自己负责筹款事项。
面对这个之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好意，吴卫东半信半疑。不过，数天之后，他再次接到了陈永柏的电话，后者带来了一个“不敢相信的好消息”：“钱，筹够了。”
陈永柏事后回忆，他仅仅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一个“至今不想公开姓名的有钱朋友”，筹来了10万元。第二个电话，他打给了香港的一家慈善团体——和富社会企业的主席李宗德。听完一番对流浪汉世界杯的介绍，李宗德笑着说：“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过我相信你，给你10万港币。”剩下的4万港币，陈永柏算在了自己头上。
原本虚无缥缈的苏格兰世界杯，突然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不埋怨，不放弃，在球队里可以做到，那做人可不可以呢
2005年4月初，距离流浪汉世界杯仅有3个半月，曙光足球队的球员结束了3个月来“娱乐为主”的友谊赛，开始进入“痛苦而残酷”的集训。
有了陈永柏的帮助，球队“越来越像回事儿了”。周昌华开始为能重新当一个足球运动员而兴奋，他还把自己过往在职业球队受过的训练，用在了曙光队内。
训练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先是绕圈跑步，仰卧起坐，俯卧撑，继而练习控球，传球，射门。在仅有10分钟的中场休息里，球员们累得“大字形”地躺在水泥地上，不愿意起来。
一群流浪汉很难承受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常常借机偷懒。周昌华却要求严苛，一旦有球员偷懒，就当场罚做蛙跳。“我就是想你们辛苦，就是想把你们训练到fit（匀称、精壮）！”这个身高1.75米、皮肤黝黑的男人开始在球员们耳边高喊。不久，他就被媒体冠上“魔鬼教练”的外号。
在球队成立后的4个月内，曙光平均每个月与其他球队进行3至4场比赛，均遭败绩。因为球员进进出出，大致维持在一半会踢球、一半不会踢球的局面。
直到5月初，一个球技高超、走位灵活，外号为“骰子”的流浪汉加入，败局才得以打破。此前，“骰子”刚刑满释放，身无分文，每天晚上睡在香港深水埗的露天足球场。
在球场上，“骰子”与周昌华、王仲维很快成为“铁三角”，曙光队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不过，比起纯粹的球赛输赢，吴卫东更看重的还是球员能否重新认识他们的人生。而且，这群流浪汉的形象，也被他上升到了“香港形象”的高度。
“我们出去了是代表香港的，不希望这个叼着烟，那个勾搭女孩，那个又乱喝酒。”吴卫东说，“他们踢球上有进步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想，做人也应该有进步吧。”
为了更严格地管理球员，吴卫东与两个社工搭档、周昌华以及王仲维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每次训练之后，5人就一起讨论球员的纪律问题，对违反“十大规诫”的球员，最轻的惩罚是道歉，最重的是停赛一场。
不久，他们在“十大规诫”之上又设立了两个“最高原则”：“不放弃，不埋怨”。
在吴卫东的理解中，“不放弃”，是对自己的鼓励，而“不埋怨”，则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信条。“不埋怨，不放弃，在球队里可以做到，那做人可不可以呢？其实抽烟、喝酒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面对自己的人生，不放弃，不埋怨。”
他努力把这样的意识灌入球员们的脑海里，还为曙光足球队设计了一句口号：“曙光，曙光，永不放弃！”每场比赛之前，这群昔日的流浪汉们都要围成紧密的小圈，手叠着手，大吼上一句。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你
2005年6月下旬，距离流浪汉世界杯不到一个月，参赛球员的名单尘埃落定，其中包括周昌华、王仲维、谭平新、“骰子”、何颂斌等8名球员。其他的球员，有的因为“叫人去单挑”，有的因为被检测出仍有吸毒，相继落选。
只有一直积极参加训练的“波牛”，是主动放弃这个机会的。吴卫东多次找他了解原因，“波牛”却闭口不谈。
直到两年之后，“波牛”去世，吴卫东才知道，在选拔期间，“波牛”已经患有癌症，他想把这个机会留给队友。
入选后，何颂斌突然失踪了。过了几天，他回到球队，吴卫东与周昌华才知道，何颂斌失踪，是因为他的家人不同意他去参赛。
作为第一次代表中国香港参加流浪汉世界杯的球队，曙光受到了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去参加流浪汉世界杯，意味着“全香港人都知道你是流浪汉”。
更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相关政府部门不允许曙光队在参赛球衣上印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要求把区徽最外面一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字样去掉，只保留紫荆花的图案。
“如果你不给我们用（区徽），就来抓我们吧！”吴卫东顶回了这么一句。
“社会对流浪汉的接纳，跟我自己的期待，还差很远很远。”这是让吴卫东最伤感的事，“社会不认同他们，他们自己也不认同自己了。”
于是，吴卫东开始鼓励球员接受采访，宣传球队的正面形象。
起初“很抗拒”面对媒体的王仲维，在接受了一两次采访之后，便“豁出去了”。2005年7月9日曙光足球队举办的授旗仪式上，王仲维担任司仪。他站在台上，几乎所有香港媒体都把镜头对向了他。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超酷。”多年后的今天，他夹杂着自得与自嘲地说。
而在同一天，周昌华也用一种更特殊的方式，告别了他的过去。
在这个授旗仪式上，吴卫东请来了香港的一支甲组球队，为曙光队现场训练45分钟。这支甲组球队里的许多球员，都是周昌华从前的队友。当介绍到周昌华是即将参加流浪汉世界杯的“前甲组球员”时，他只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训练结束后，一个此前一直不愿意搭理他的老队友，突然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不要紧，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你。”
那一刻，周昌华觉得肩膀上的那只手，“很温暖”。
这和世界杯没有分别，开场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升国旗、唱国歌
2005年7月17日，曙光队的成员们一同飞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开始了他们的“世界杯之旅”。
他们与另外26支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汉足球队，一同入住了组委会安排的一个大学宿舍，那是一个面朝大片草地的古堡。3天后的早晨，27支球队一起从宿舍出发，穿越爱丁堡的市中心，挥舞着各自国旗或地区旗帜，巡游到比赛场地。对这些打着“流浪汉”旗号的队伍，沿途的路人都报以鼓掌与微笑。
但到了比赛真正开始，这群香港流浪汉的轻松心情便一扫而光。
流浪汉世界杯是在4人制的小足球场上举行的，每场球赛只有14分钟，球员的奔跑速度快，肢体碰撞多。最初的4场比赛，曙光队遭遇了4连败。
不过，逐渐适应比赛规则的曙光队开始后来居上，在同一天里接连打败法国、挪威与捷克等国的球队。王仲维至今记得，那是球队最开心的一天。
根据赛事规定，接下来曙光队将与挪威队进行两场比赛，两场的比分相加，胜出一方将进入争夺第21、22排名的比赛，战败一方则只能争夺第23、24排名。
第一场比赛，曙光队0:2落败。第二场，4:2胜。总比分4比4，双方须以点球决胜负。
在这场比赛之前，曙光队所有的点球决胜都输给了对手，每个球员看起来都“很紧张”。双方互射了4轮，都打平了，到了最后一轮，守门员何颂斌先命中一球，又成功地挡出了对方一球。曙光队最终胜出，所有球员都扑到了何颂斌身上，玩起了叠罗汉。
“14分钟，我们在生死边缘来回走了几趟，但最后我们还是赢了！”回忆起这场球赛，所有参加过的球员们都历历在目。最终，头一回参赛的香港代表队，在27支球队中名列第21名。
实际上，无论输赢，这支香港代表队的每一个球员，在苏格兰都“像偶像一样”。13场比赛下来，每一场都有大批观众为他们呐喊与欢呼，大喊“Hong Kong，Hong Kong”。
“香港很多人花几百万港币、几千万港币搞足球队，可不能代表香港去出席世界杯。”第一次担任领队的陈永柏，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骄傲与自豪。在他眼中，这支由流浪者组成的足球队，也替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参加了“世界杯”。
“这和世界杯没有分别。开场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升中国国旗、唱国歌呢！”这位白发老人微笑道。
吴卫东或许是唯一感到遗憾的人。这个曙光队的创办人，却没有随球队到苏格兰。他要留在香港，与妻子一起迎接他们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孩子。
“没去苏格兰，就像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啊！”吴卫东回忆说。
毕竟他们踢过“世界杯”，这个曾经实现过的梦想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时间推进到2011年5月，吴卫东的第二个孩子已经6岁了。
而在这6年里，在曙光队之后，已先后有5批共40个曾无家可归的香港流浪汉，远赴南非、丹麦、澳大利亚、意大利与巴西参加“世界杯”。其中，陈永柏担任过4次领队，周昌华则两次成为球队教练。
有所不同的是，如今参赛球员已不再全部来自曙光队，而寻找、组织与选拔球员的工作，也不再由吴卫东独自承担。
从2007年开始，参加选拔的民间组织已经达到10个。每届世界杯前4个月，各个民间组织派出的球队都要进行选拔赛，初选出14名球员。这14名球员随后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集训，最终选出8名球员。今年8月，他们将代表香港，去法国巴黎参加最新一届的流浪汉世界杯。
香港社会也给予了这些流浪汉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曙光足球队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
陈永柏成为香港地区流浪汉世界杯筹委会的联席主席。2010年9月，筹委会向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提出申请，由香港申办2014年的流浪汉世界杯，目前正在等待有关部门的回复。
吴卫东是这个筹委会的6名委员之一。像6年前一样，他最大的努力，依旧在于帮助每一个来踢球的流浪汉，负责每年的集训，处理球员心理、行为与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要像帮助曙光队一样去帮助他们。”指着训练场上那些陌生的球员，他淡淡地说。
不过，对于曙光队的成员来说，生活还是发生了一些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从外表上看，变化最大的是守门员何颂斌。身高1.78米的他，由于长期弓着背在电脑前打游戏，养成了驼背弯腰的习惯，站起来还不到1.7米。可从苏格兰回来后，他的腰板挺直了，变得“阳光了许多”，说起话来也更有自信。
如今，何颂斌已被陈永柏聘请，进入了后者的公司工作。而王仲维与“骰子”一起接了些速递公司的外包单子，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周昌华也已创业成功，在陈永柏的帮助下，他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业务十分繁忙。
2008年年底，周昌华结婚了。陈永柏至今记得，在婚礼上，周昌华的母亲紧紧抱住了吴卫东与陈永柏，有些哽咽地说：“全靠你们，让我找回了儿子。”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6年里，在参加过流浪者世界杯的香港球员中，大约有70%的人已经努力开始了新的人生。不过，另外30%的人，“还是走上了回头路”。
从苏格兰回来后，谭平新还是未能完全摆脱赌瘾。此后几年，他开始复制从前的生活，赚到钱了便去澳门赌场，输得精光又落魄回港，重新过上了流浪汉的生活。
一直到2010年7月，谭平新突然又来找吴卫东，“想再试一下，能不能重新做人”。
谭平新重新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的工作，业余时间，他也当起了志愿者，跟着吴卫东一起去探访流浪汉。现在，他偶尔还是会“赌一下马”，但已经6个月没去澳门了，银行的户头上，也逐渐开始有了存款。他说，这一次“可能真的能成功”。
在吴卫东看来，这样的反复是在所难免的。但他相信，当这些流浪汉再次跌倒的时候，“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彻底放弃自己”。
“毕竟，他们踢过‘世界杯’，有过一次代表香港的机会。这个曾经实现过的梦想，会跟着他们一辈子，不断地敲打他们。”
实习生 陈倩儿 本报记者 林天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