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记者张军 余晓洁)初夏的陕北,山川披绿,杨柳青青。距离延安市区70公里的子长县二道街秀延河畔一处静谧的农家小院,访客不绝。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黄土高原山坳河湾的小镇,因为76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声闻天下、名留青史。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宽阔胸襟,在此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下旬,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级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面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上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1935年,又悍然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即胜利完成长征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走近锈蚀的围墙,穿过斑驳的院门,一排五孔窑洞的瓦窑堡会议旧址尚存,2张方桌、8条长凳尤在。这里何以诞生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延安干部学院教授高尚斌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使命,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为己任。陕甘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同志的侄子谢绍旺说,当时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共产党人摒弃前嫌。
1936年初,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挥师东征,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民族危机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陆璀,穿越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空仍清楚记得当时血荐轩辕的请愿场景——同学们捏紧拳头、振臂高呼: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严冬的北平上空,炸响抗日的阵阵春雷。
中共中央一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面尽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信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表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的时刻,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后的重新携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雄浑壮阔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全国性抗战从此开始。
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一切爱国的力量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5月的西安,阳光渐炽,榴花似火。西安事变旧址、临潼“兵谏亭”旁,人流不绝。秦岭北麓、骊山脚下,一幅幅浮雕传递出历史的足音——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铿锵呐喊出全体炎黄子孙共赴国难同克时艰的心声,吹响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号角;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凝聚起全民族统一抗日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