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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记者张军 余晓洁）初夏的陕北，山川披绿，杨柳青青。距离延安市区70公里的子长县二道街秀延河畔一处静谧的农家小院，访客不绝。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黄土高原山坳河湾的小镇，因为76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声闻天下、名留青史。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宽阔胸襟，在此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1937年9月下旬，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级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面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上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1935年，又悍然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即胜利完成长征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走近锈蚀的围墙，穿过斑驳的院门，一排五孔窑洞的瓦窑堡会议旧址尚存，2张方桌、8条长凳尤在。这里何以诞生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延安干部学院教授高尚斌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使命，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为己任。陕甘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同志的侄子谢绍旺说，当时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共产党人摒弃前嫌。
1936年初，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挥师东征，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民族危机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陆璀，穿越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空仍清楚记得当时血荐轩辕的请愿场景——同学们捏紧拳头、振臂高呼：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严冬的北平上空，炸响抗日的阵阵春雷。
中共中央一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面尽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信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
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表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的时刻，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后的重新携手。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雄浑壮阔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全国性抗战从此开始。
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一切爱国的力量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坚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5月的西安，阳光渐炽，榴花似火。西安事变旧址、临潼“兵谏亭”旁，人流不绝。秦岭北麓、骊山脚下，一幅幅浮雕传递出历史的足音——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铿锵呐喊出全体炎黄子孙共赴国难同克时艰的心声，吹响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号角；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凝聚起全民族统一抗日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