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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柯良栋，曾任公安部法制局局长，现任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中共杭州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杭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起草人之一。
对话背景
2009年5月7日晚，25岁的高校毕业生谭卓在杭州街头的斑马线上，不幸被一辆狂飙的三菱跑车撞倒，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肇事者胡斌的“富家子弟”身份引发公众对此案的高度关注。案发后，杭州警方在事故通报时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0码左右”，引发争议。“70码”迅速成为一个热词，被很多人用作不满政府解释及处理公众事件时的一种反讽。
此后，当地政府部门先是就“70码事件”向公众道歉，更正速度为“84.1公里/小时～101.2公里/小时”，随后的5月17日，杭州警方表示，将“零容忍”酒后驾车、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
当时，很多人没有预料到，从杭州开始，一场“整治酒驾“风暴逐渐席卷全国。
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违法行为规定了更严厉的处罚措施。
在公安机关持续保持酒驾整治力度的情况下，全国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据统计，5月1日至15日，北京共查处酒后驾驶5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82.2%；上海共查处酒后驾驶66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5.8%；浙江共查处酒后驾驶1100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7.2%。“醉驾入刑”的法律威慑和警示作用初步显现。
日前，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柯良栋。
中国青年报：2009年杭州“5·7”交通肇事案后，杭州警方“零容忍”酒后驾车、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柯良栋：想起两年前的“5·7”交通肇事案，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网友沸腾的民意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公安部党委所提出的“民意主导警务”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公安工作必须紧跟民意走，要充分关注老百姓所关注的事情，要想方设法解决人民群众有意见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现在的“醉驾入刑”？
柯良栋：醉酒驾车是一种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驾入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也充分尊重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把它作为犯罪，在刑法上加以规定，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在醉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严管严查。
中国青年报：杭州查处醉驾，如何在实体程序上得到规范执法？
柯良栋：“醉驾入刑”5月1日实施以后，杭州也查处了一些以身试法的醉驾者。杭州公安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办理这些醉驾案件。
“醉驾入刑”后，关键是收集证据和程序的跟进。在证据的收集上，如抽血检验，要由有资质的医院来进行抽血，出具鉴定结论。由于要追究的是刑事责任，因此证据要非常严密、完备。
除了审讯、讯问犯罪嫌疑人，我们还要询问证人，就是寻找是否有目击者。因为等到酒醒过后，会有人辩解称“我是喝酒了，但我没开车啊”。
因此，视频资料要作为证据固定下来，“我要证明你，这个时间段，你是开了车的”。“醉驾入刑”后，许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传说与假设”：醉酒驾车，怎么来逃避处罚？一是抓住了以后，立刻就跑，人跑了，就不能处罚了；二是一下车以后，“咣咣咣”，抓起酒瓶再喝几口酒，说是刚喝的，以前没开车，把车停在这里了，突然想起烦心事了，就现场喝了。
“醉驾入刑”后，对公安部门来说，对证据的要求更高了，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因此，从证据收集上，我们要尽可能地完备、全面、客观。
中国青年报：查处醉驾在执法程序上如何跟进？
柯良栋：醉酒驾车的犯罪嫌疑人，有的人身危险性还比较大。一方面，危害社会，危害他人；另一方面，也可能危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的措施有几方面：一是把醉驾者约束到酒醒；二是可能要拘传，甚至刑拘；三是要判断他的人身危险性。他有没有可能妨碍侦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危害社会？由此决定是不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其他方面的措施。
在程序上，也要有相应的跟进。目前，杭州市公安局和检察院、法院也有一些讨论和研究，是否能适用简易程序，以及怎样适用简易程序？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最后一点，就是“醉驾入刑”后的相关制度上怎么样配套。我们也要根据实际办案情况，去摸索、积累经验后，才能够不断地去完善相关的制度。
中国青年报：“5·7”交通肇事案后的这两年，杭州交通情况怎样，人们能普遍接受“文明交通”这个观念吗？
柯良栋：杭州“5·7”交通肇事案反映出来的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严管严查，严格处理。因此，从2009年开始，我们实施“1+X”的整治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整治各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这个“1”是指酒后驾车，“X”是指其他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强行变道、闯红灯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致人死伤的事故，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
通过持续不断的整治，应该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念已经得到杭州市民和广大驾驶员的认可。亲朋好友聚会见面喝点酒是免不了的，但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在酒桌上，只要有人提出自己是开车来的，车钥匙就成为“免酒令”，大家会很自然地说“别喝了”。 如果还是要喝，就得找代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警方关注交通安全问题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和拥护。
中国青年报：在我国，“酒文化”是一种传统和生活习惯，“醉驾入刑”之后，整治酒驾行动是否还会面临长期的考验和挑战？
柯良栋：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要从根本上解决酒后驾车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人”这个核心要素入手，培养群众强烈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
我曾经跟很多交警交流过，也跟一些醉酒驾车的违法嫌疑人交谈过，感到我们需要深思这样一些问题：喝酒、醉酒之后，再驾驶车辆，是不是对自己和家人极端不负责任？亲友们明知这个人喝了很多酒，还放任他开车回家，这样做，还算得上是真正的亲人和朋友吗？对自己负责，对亲友负责，就要对酒驾说“不”。因此，强调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必须从每个人做起。
作为公民，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从去年开始，我们以“文明出行，杭州先行”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全国交通文明示范城市。我们甚至在斑马线旁竖起了印有“车让人、人守规、快快走、莫停留”等语句的提示牌，目的是让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相互尊重、相互礼让。
本报记者 何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