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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12年前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昔日短道速滑名将杨扬或许会和很多中国女性奥运冠军退役后一样——当官、经商或是做全职家庭主妇。但如今的杨扬却拥有了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等多个头衔，和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用她的话说，就是“不甘心只做一个‘花瓶’”。
在杨扬看来，社会职务并不只是荣誉头衔，而意味着要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杨扬先后就青少年体质下滑、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建造社区体育场地的立法保障等多项内容提出议案，她还极力促成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来到中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困扰中国已久的普通运动员出路难题。
有人说，退役后的杨扬既不当官也不经商，似乎与当今中国社会那种看重金钱和权势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杨扬推动和促成的很多事却绝对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作为一名在中国专业训练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杨扬能走出今天这样一条比较另类的人生道路绝非易事。
这还要从1999年杨扬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首次参加国际会议说起。“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国。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信，我从1994年就开始出国比赛了，到1999年，出国参赛也有四五十次了，但我连登机牌都不会换，怎么托运行李也不知道。因为以前都是跟队出国，后勤工作都由国家队的专人负责。”杨扬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参加会议时却遇到更大的尴尬。我是唯一的亚洲运动员委员，却一句英文都不会，只能依靠翻译。因此，我的反应比所有与会人员都慢半拍。”
除了语言障碍之外，会场上自由提问的氛围也让杨扬有些不知所措：“以前我们开会，就是领导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听。那次开会的感觉不一样，其他委员都会向国际滑联的领导提问，比如预算多少、赛事如何安排等，这是我在国内开会时想都没想过的情景。听着其他委员提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记得当时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时，我也是灵机一动，提了一个有关运动员安全保障的问题。当时有的短道运动员在比赛时戴脖套，有的不戴。我就问了一下，能不能把运动员戴脖套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当时国际滑联负责人还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当时紧张坏了。”
这次参会经历给了杨扬很大的启示：“我体会到，原来运动员也是可以发言的，可以表达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次回国后，杨扬立即开始思索如何保障运动员权益并尽力付诸实施，“我提出要在短道队运动员所在地禁烟。以前我们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时，有些教练、工作人员习惯在现场抽烟，虽然运动员感到不适，但也没人提出来。我就在训练馆的墙上贴了禁烟倡议，还用喇叭喊禁止吸烟。当时我们领队还开玩笑，说我‘出去一趟本事大了’。但大家慢慢都接受了，无论在训练馆还是比赛馆，他们真的不抽烟了。”
那次经历也让杨扬发现了自身的一个性格特质：“我是一个可以发言、有自己想法的人，原来没开发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参加了那次国际会议后，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开窍了。”
此后，杨扬一边找机会学习英语以提高自己的交流能力，一边用自己的方式去履行所承担的职责。在2000年的一次国际滑联大会上，杨扬成功地阻止了有关委员提出废除短道速滑世界纪录的提议。“在那次国际滑联大会上，有一名代表提出废除短道速滑世界纪录。他认为，短道速滑比赛是比名次的，设立世界纪录没有意义。当时，作为运动员代表的我就急了，虽然那时我的英文并不太好，但在有上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我首先表示，世界纪录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荣耀，也很不容易保持，设立世界纪录对运动员是一种激励。第二，短道速滑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兴项目，需要有更多吸引观众的地方，世界纪录正是一个项目的标识。参会的委员听懂了我的发言，都给我鼓掌表示支持。”
当时，杨扬还是中国短道队的运动员，在开会期间，她还要利用空闲时间保持训练。在3天的会议结束后，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上冰进行训练。
活跃的思维、强烈的责任心加上做事认真，或许是帮助杨扬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的原因之一。2006年正式退役后之后，同样的品质也帮助杨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退役奥运冠军的人生道路。
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杨扬结合自己体育界的背景，在青少年体育和社区体育场立法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她表示：“许多人可能觉得我拥有的社会职务都比较虚，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做一些实事的。”
“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一开始也是一句意见也提不出来。比如当人大代表，我最初也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在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加上这几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参政议政。其实，这些社会职务所对应的，基本都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息息相关。自己要做的就是去发现、总结并归纳出来。一开始不会写提议，就向其他委员学习。刚在国际滑联任职时，我英文不行，就先写出中文提议，再一条条译成英文。”
现在，杨扬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已经游刃有余，由于她做事不带任何私心，许多人都愿意帮她。杨扬说：“我一个人也干不了很多事，需要整合很多资源。比如提出青少年体质下滑方面的提议时，我需要很多调查数据，都是有关部门提供的，这需要朋友帮忙，当然也要有个人魅力。当人们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时，才愿意尽力支持你。”
在刚退役时，杨扬也曾有过迷茫期：“那时把自己当明星，还请了经纪人。经纪人当然要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但我总觉得那种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后来我放弃了经纪人，抛开明星的感觉，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这样的生活才是适合我的。”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