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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脚点在“中国”。离开中国的实际，离开中国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意义。
立足中国国情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段话，一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是我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都是不可选的，甚至是特定的。任何主义、思想如果不与具体的国情相适应，就会水土不服，难堪大用。而顺应了国情，则不仅理论有大发展，实践更会有大收获。
20世纪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片面搞“城市暴动”就是脱离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则是对国情深刻洞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超过吃洋面包的“钦差大臣”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与自觉顺应。
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是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今天我们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至少要有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毕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当下的中国呈现出一系列与过去很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相当的转换。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求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民生，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促进社会和谐，正是对今日中国国情的新判断与新回应。
彰显中国风格
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一定要有“中国味”。这中国味，就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生命和血液中的中国情感、中国思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气、神。
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彰显中国风格，毛泽东有段话讲得十分到位：“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些同志在理论创新中特别喜欢引进 “洋概念”，捣鼓 “洋名词”，不仅百无一用还令群众生厌，其实是丢掉了中国风格。
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中国风格主要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但这一形式直接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内容在中国的充分实现与有效发扬。因而，中国风格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又具有了内容的属性，对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开辟中国道路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道路是在其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背后更有着上千年的西方文化滋养，还有着近百年的海外殖民掠夺“资本”。面对这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学，也没有资本去学。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为中国找出一条反映中国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发展条件，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道路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移植”与“克隆”，而是对西方发展范式的突破与超越。在西方范式内发展，中国可能会有小的进展，但难有大作为。只有跳出西方模式，才能真正地“超英赶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种本能，一种策略；不是一时权宜，而是始终必须，永远必然。
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能变成只是拿在手上的箭，连说“好箭”就是不发射。好箭是用来打靶射“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拿“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来射中国这个“的”，解决中国问题的。
我们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什么问题？
其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开除“球籍”；民族不复兴，无颜担当龙的传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二，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过上更加富裕、更加有尊严的生活，让13亿中国人民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实现自己的发展，建设自己的社会。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由人民群众主导，由人民群众决定；始终注意让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都能为人民群众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