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色师之死

    年轻的着色师周琦没有等来令人期盼的1997年，便选择了自杀，成为我们这个喧嚣年代的另一种难以言说的现实。本文作者为周琦侄儿——学摄影的大学生——2011年5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目睹记忆模糊的大伯当年留下的着色照片

    子固路公社“星火照相馆”，“文革”时期盛极一时，地址位于南昌市胜利路，在倒闭后被馆旁的亨得利钟表行吞并，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精致的钟表珠宝。现在的胜利路已发展成嘈杂闹市区中的步行街，浓厚的商业氛围，时尚诱惑应接不暇，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没有年轻人知晓胜利路136号的故事，恍如匆匆过客，离开了无影无踪，在旧址只能看见蓬勃发展的城市繁华。那承载着影像记忆的照相馆，曾经的寻梦人，在故人的回忆中被逐渐淡忘。

    1957年5月7日，我的伯父周琦出生于南昌市叠山路，家中排行老大，家人都唤其为“本琦”。据父亲回忆，本琦打小就是个浑身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主儿，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一口好笛子，甚至可以用小提琴演奏《梁祝》，每逢明月夜，他喜欢独自在阳台酌酒一杯吆上一曲；本琦还下得一手好棋，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最爱是绘画，用炭笔给朋友画像，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别人拿到画像没有不喜欢的。老屋墙壁上的山水画正是本琦一手操刀的，可惜2005年旧房拆迁时随老房子一同被夷为平地。本琦非常勤奋好学，他每天翻阅报纸，在小本子上摘抄读书心得，还把水彩画的技巧等记在其中。进入美院深造是本琦的最大梦想，这也让当年许多同龄人不理解但又佩服不已。

    实际上，年幼时的不幸遭遇给本琦的生活蒙上了极大的阴影。小儿麻痹症带给他的是不灵便的腿脚，还有作为“瘸子”遭受的欺辱和歧视。对于这些，本琦咬牙忍着，能说会道的他有时沉默寡言，眨着眼一个人默默思考，但眼神里透露着积极和乐观。他热爱游泳，也许水才能给他足够的自由去充分释放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个人横渡赣江。中学毕业时，因为身体残疾，没有大学愿意接收他。无数次的尝试化为泡影后，本琦仍然试着将自己的近百幅得意画作托人带到浙江美院，希望能被破格录取，但终是石沉大海。时任粮食公司经理的爷爷周崇信希望儿子老老实实留在身边，于是托熟人介绍进入星火照相馆工作。那会儿能在照相馆上班，也是很让人羡慕的。每当逢年过节、参军、学生毕业时，来拍照片的人前拨儿没走，后拨儿就来了，得排很长的队，70年代的“英雄城”尤甚，拍张照片是件非常隆重且难得的事儿。

    1974年，未满17岁的本琦开始了青年着色师短暂而又影响终身的职业生涯。那时一个照相馆拥有多少着色师，决定了它实力的强弱和影响力的大小。着色师的“后期加工”跟摄影师的前期工作相比，重要程度一点儿也不差。给照片着色是一项“幕后工作”，看起来不复杂，干起来却需真功夫。称职的着色师工作起来必须胆大心细技术硬：黑白照片拿到手里后，要先用药水将其变黄，然后摆出12种色彩的调色板，用不同的工具对照片进行上色，细微的地方必须要用竹签挑上棉花一针一针地点，嘴唇和瞳孔的反光点要用刻刀在相纸上刮来刮去。本琦将他绘画方面的才华在摄影，尤其是手工着色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张钱塘江边六和塔的风景照片在老照片堆里格外显眼，是他当年清晨搭货车从南昌赶到杭州拍摄的。

    行内的规矩和技巧多得很，着色师不但对色彩的把握要准，想象力还得丰富。比如，对不同季节的照片着色就有不同讲究———春天多用嫩绿、粉红、粉紫、浅黄、淡青，秋天多用天蓝、金黄、棕红、紫红、草绿、深绿，夏天多用亮白、淡青、浅灰、粉蓝、粉绿，冬天多用玫红、棕红、深绿、靛蓝。男的下巴要略加一层较薄的青色，女人的双颧要拍上淡淡的腮红，儿童们的耳朵是用玫瑰红勾勒的，老人的鼻翼要在棕红中加入少许的黑……颜色单调的照片，经过本琦一点一滴的加工平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工作之余，本琦忙里偷闲把家里的老照片挑出来着色，特别是一张1956年5月25日拍的旧照片，那是爷爷相亲时候托媒人带给奶奶看的，庐山脚下那股书卷气和稚气有了本琦的精心着色而显得更加灵动。其实，景物下人物的着色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能够让着出来的颜色恰如其分，本琦不惜几次亲自重返庐山原址查看，先用画笔勾勒下了美景，回来后根据画作和记忆为照片着色。茂密的绿色树林，红白相间的花径亭，过渡自然的土壤地和那个青春美好的时代气息，镶嵌着本琦对艺术梦想的孜孜追求，对亲人纯粹真挚的爱。

    身为大哥的本琦爱给弟弟妹妹拍照，并一一着色，记录童年成长的快乐瞬间，不曾想多少年后再翻开这一幕幕，许多转瞬即逝、已经快被忘记的故事被勾活了。比如，本琦给我父亲12周岁拍摄纪念照片，他一板一眼像个小大人似的指导父亲摆好姿势，然后咔嚓定格了这一瞬间。每当想念本琦的时候，父亲总忍不住拿出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摸着上头儿用毛笔蘸着提纯后的浆汁，一点一点描摹的色彩，感慨道：“多漂亮！那时候多好！”在物质富足的今天，人们对于心爱之物的心理期待减弱了许多，也许有时难以体会那种得到的快感。可是在几十年前，得到几张彩色照片，竟如同拥有了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单纯的满足，一种简单的快乐……本琦在照相馆的时光应当是快乐满足的，他也给自己的不少照片着上颜色，锐气和灵气跃然纸上，我似乎能感觉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气场。

    然而，在照相馆待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本琦因人事上的不顺被调到南昌市辽源钟表店做修理，时代变迁，公社大锅饭的好景不长，单位解散后又来到纺织品公司做商品陈设。由于家庭压力和自身条件的双重限制，他和来自农村的姑娘结婚生子，纵然是疲于生计，他也从未放弃对自己最初梦想的追求，婚后依然想坚持摄影和绘画的创作，也时常希望找机会重返照相馆。与此同时，和缺少知识文化的妻子相处度日，生活上也渐渐格格不入。大娘无法理解他的艺术创作，开始反对他在家画画和拍照，也不允许他们的女儿学习绘画。爷爷希望他安身立命，和妻子过上简单稳定的生活；但出于对他幼年生病落下残疾的愧疚，也不敢过于干涉本琦的生活。本琦内心对现实的不满和自卑随着生活的不如意而表现得越发严重，再次失业后选择自谋职业开“拐的”。当碰上矛盾和不满时，他不再是照片上那冷静优雅的翩翩少年。80年代末，市里准备取缔“拐的”，“拐的”司机们联合起来到残联申诉，他作为发起者之一，连夜用毛笔为申诉队伍书写口号、横幅和标语。艺术细胞不能当饭吃，1992年，又一次失去工作的他，在时任中国石化南昌分公司经理的爷爷帮助下，来到煤球二厂做门卫。原以为折腾小半辈子终于能消停下来的本琦，此时已不知不觉在那座不归路的独木桥上越走越远。郁郁寡欢的他不再是照相馆里那个欢声笑语的着色师，内心的不甘现状和家庭的危机，让他无法面对自己，他抱怨过现实的不公，怎奈更多的怨气压在心底无处述说。他尝试改变却似乎无能为力，念念不忘的照相馆早已荡然无存，彩色胶卷的盛行，着色技术也用不上了，拥有一手“过时”技术的他不知如何去适应新的节奏，于是开始用打牌赌博来麻痹自己，除了做门卫，就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他不愿回家见到话都说不到一句的妻子，也许这样就可以忘记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着，结果却落入更深的谷底，再也没能爬起来。 

    一次和妻子持续了几天的激烈争吵后，1996年11月22日中午，大娘独自带着女儿出门吃饭，两天没有进食的周琦用一条麻绳在洗手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