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勇的电脑里存着这样一张表,上面记录着2010年以来因为各种原因离开青海油田的大学生的名单:2010年45名,2011年迄今已离职14名。
虽然相比于去年332名的进人数,这个离职比例还相当高,但他还是觉得,现在愿意来油田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胡勇是中石油青海油田公司人事处处长。他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出去招生没人愿意来。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愿意来油田的人也多了。”
青海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张永庶说,“从1998年到2008年,研究院几乎经历了十年的人才断档。过去来青海油田是大学毕业生最后一个选择。现在能进研究院的都是研究生,而且还不一定进得来!”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油田,青海油田的生产生活模式曾被形容为孤岛经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了这座新中国开发最早的油田之一。
他们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感受着这个老油田在市场经济中经受的洗礼。
不毛之地支撑西部能源动脉
4月下旬,中国青年报记者从青海油田的敦煌基地前往花土沟基地、涩北基地、格尔木基地,沿途1300多公里的山路两侧根本看不到绿色,更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与戈壁。然而,正是这片不毛之地上产出的原油,支撑起青海、西藏、甘肃的能源动脉。
青海油田的产油、产气区均位于柴达木盆地。其花土沟生产基地、涩北生产基地平均海拔都在2700、2800米,不少油井位于3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油田。其独特的雅丹地貌,被人形容为没有生命的月球。而事实上,在油田开采前,这里的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可以说有了油田才有了人烟,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因为油田的勘探开发才建制的。
花土沟产油区号称八百里瀚海,实际产油面积并不大,大大小小的油井散布其间。即使在生产管理走向自动化的今天,这些油井仍然要靠人工守护,产量最小的井每天只能产0.5吨原油,产量20吨以上就算高产井了,而国际上的高产井动辄万吨以上。
干旱、缺氧,一年四季刮风。风一刮起来,天都是黑的。平原地区来的人到这儿首先要过缺氧这一关,从开始头痛、流鼻血,一直到适应为止。
涩北气田的魏炳奎家在西宁,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说青海荒凉,他不信,“我们西宁啥没有啊?哪里荒凉了?”可等到了油田工作,满目的黄沙,他傻眼了。直到现在,还经常有同学打电话逗他:“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还骑着骆驼上班哪?”他笑着说,“胡扯!哪有那么落后!”
在海拔最高的工作井——狮20井采访时,负责看井维护的田军做岗位描述。几分钟的陈述,他讲得磕磕绊绊。下来后,他悄悄跟同事说,“太紧张了,我昨晚背了一夜。”记者后来才知道,在狮20井,田军两个月轮休一次,而在守井的这两个月里,只有他和两条狗守在3400多米高的井场,没有人和他说话。
田军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所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就业相当紧俏,然而田军在最苦的油田一干就是5年。
这里不能上网,固定电话是用来联系工作的,田军基本不用;和家人朋友联系,只能靠手机,而手机信号不好,打电话只能到一块小高地上;洗澡要回几十里远的基地。因为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位27岁的小伙子多次恋爱受挫。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女朋友。
“我们担负了企业运转链条过程中所有的消耗”
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油田就开始在敦煌建设生活培训基地,并实行轮休制,工作一段休息一段,以此降低高原对工人健康的损害。然而由此也带来了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无人照看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如今,当年这片与敦煌市区相隔7公里、面积641公顷的荒漠,早就成了绿洲。现代化的办公楼,以及工作生活在其中的近万油田人,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不仅医院、学校,连菜市场都是油田自己建的。
员工们住在油田建的住宅楼里、生病了去油田的医院,孩子就在基地里的学校上学。这里,油二代、油三代遍地都是。油田的人们戏说,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可能以后要近亲结婚了。
油田领导曾经想过与其他油田互换大学毕业生,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条件艰苦,其他油田的人不愿意到这里来。
虽说油田仅“吃喝拉撒”等生活消费一项,对敦煌经济的拉动就有上亿元。但是油田人的就业却全部要靠油田“自产自销”。除了跨过7公里的距离去敦煌市区采购,油田人与敦煌当地的居民几乎少有交集。油田新闻中心的小李告诉记者,外边来这儿的人主要是做生意的,而油田人都是上班的,双方的生活差得太远。
这种情形在花土沟、涩北等生产基地体现得更明显。油田不只要负责自身的建设,还为当地政府居民供水、供电、供暖。花土沟基地边远油田的生产副经理鲍远敦说,花土沟基地有自己的供水供电公司,水源是红柳泉、切克里克的地下水。“1995年以前花土沟发电要靠渣油,污染得很厉害,天都是黑的,这里的鸟都和乌鸦一个色。现在用上天然气,蓝天比以前多多了。”
油田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以及百姓生活的改善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孤岛的生活状态,加剧了企业的负担。
“我们担负了企业运转链条过程中所有的消耗”,涩北气田的张小军经理说,什么都要靠自己,学校、医院、供水供电。事实上,不只是青海油田,西部好多大型央企,特别是资源型企业办社会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无奈。
他说,在涩北直接从事气田开发作业的职工七八百号人,加上施工队伍还有一两千号人。总得有个输液的地方,治个头疼脑热的。为此,他们与油田的职工总医院商量,从那雇了一个大夫、护士,成立了医务室。
“这里没有行政建制,治安问题如何解决”,张小军说,如果有人偷盗气田物资,或是人为破坏造成井喷,怎么办?要维护气田的安全,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好治安,但他们碰到的困难是,承担了许多社会治安的责任却没有执法权。如果发生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要给地方政府汇报。可几百公里山路,等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派人跑到这儿来了解情况,就什么都晚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企业往往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去年到今年4月初,张小军他们一直在和百年不遇的洪水搏斗。去年格尔木遭受洪灾,格尔木温泉水库开闸泄洪。水将达布逊湖的水位抬高了近1米,附近的油田管道被水冲起来漂浮在七八十厘米高的水面上。这些管线直接关系到格尔木等地的供气。张小军说,如果出了问题,格尔木的一半工业用气、民用气就没了。 形势万分危险,张小军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想了各种办法,排洪固管,保障了管道的安全。
今年4月2日,昆仑山下来的洪水又包围了台南气田,气田职工连续抢修8天7夜,所幸的是气田的基础设施没有受到损毁。
从去年至今,100多天的抢险、修路、防洪,钱花了不少,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内地不同,这里的河道都是网状的,没有堤防,遇水就易成灾。张小军说,如果要根治河床要花得更多,“这些钱都要企业自己来背。”
“小兄弟”的千万吨梦想
在青海油田采访,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柴达木石油精神,它是柴达木石油人吃苦、奉献的代名词。从1954年开始勘探至今,柴达木精神影响了几代人。无数名人志士走进这片土地,油田人至今提起这些还满心自豪。然而2000年后,来的人少了,即使来了也多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似的。
更让油田人说起来心里发酸的还是收入问题。在花土沟基地工作的一位大学毕业生说,我的收入和内地的同学差不多,但这里的工作环境要比他们那儿艰苦多了!
在花土沟井场工作的工人们说,一个月几千元看着不少,可是除去吃饭,剩不下几个。吃饭公司补300元,自己贴300元,可是食堂里一个菜要十几元,这点钱根本不够吃。花土沟因为什么都不产,什么都要外运,物价很高,饭馆里一碗牛肉面要卖10元钱,一个月光吃饭算下来就要不少钱!
井下作业公司从事的是油田里最苦的工作。工人们修井,经常要溅一身油。油沾到身上要用汽油洗。这种艰苦过去一直在收入上有所体现。井下作业公司经理叶光辉说,过去“吃定量”的时候,修井工的粮食标准是50多斤,产油工的标准是40多斤。现在没这种差别了。
他说,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是按劳动强度、辛苦程度来算的。“这里海拔高氧气少,地上没有草,我们的工资是内地的3倍。”他至今念念不忘的是,1981年,他刚从石油学校毕业到青海油田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00.43元,是内地同学的3倍。“当时回老家,感觉真牛啊!现在的感觉差远了!”
叶光辉说,虽说花土沟一线工人比敦煌基地员工的收入高,但并没有拉开足够的差距,不足以吸引人们到一线工作。而且青海油田员工的平均收入也没有达到行业的平均标准。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现在收入是按创造的效益价值来分配的,不是按工作劳动强度,吃苦受累的情况分配的。因此重要的是把效益提上去。要想提高待遇,必须跟着油田的发展而发展。青海油田计划“十二五”建成千万级油田,如果建成了,我们职工在中国石油整个大盘子中的分量重了,收入也会提高。
但格尔木炼油厂党委副书记杨朝辉说,“如果单讲效率,青海油田不能和其他地区比,自然环境就比不了。高原缺氧不只影响人,也影响机械效率,机器在这里的工作效率只有平原地区的70%。青海油田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市场都在外面。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都要去外边买,这显然增加了成本。如完全按效益比,员工的收入肯定更低。这显然不公平。”
事实上,尽管对收入分配、历史贡献如何评价与衡量,有着认识上的不同,但整个油田提倡的仍然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奉献精神。
尽管有50多年的历史,但不管是从产油量还是效益来看,青海油田还只能算是油田里的小兄弟。然而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历史传统,以及高原作业,都让它成为石油行业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经过50多年的勘探,在柴达木盆地已先后找到20多个油气田,累计探明加控制石油地质储量4亿多吨,天然气地质储量3600多亿立方米,这里是继四川、长庆、新疆后全国陆上第四大气区。
如今,青海油田正向千万吨级迈进。柴达木石油精神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增添新的内涵,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也正引发无数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