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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年轻干部怎样知国情、接地气？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实践团来到湖北房县，和房县野人谷镇杜川村的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时间里，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走家入户深解民情，深感“震撼”和“教益”。在记者采访中，也深切体会到基层的实情和普通百姓的疾苦。记者将印象最深的两户人家的情况进行了记述，从中感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改善民生的迫切性。
杜川村的能人
在杜川村，乃至整个野人谷镇，戚洋兵都是个名人。很多家的房子都是他建的，他也借此积累了不少财富，成为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大户之一。这一切跟戚洋兵出外“闯世界”大有关系。
1987年，背着父母亲，揣着50块钱，戚洋兵踏上了去山东的火车，时年17岁。他说，自己不能总在山窝子里待着，也要看看城里人怎么活。
在山东，戚洋兵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扛过板，也在刘公岛海面上捕过鱼、逮过虾。由于踏实肯干、不惜体力，“湖北小戚”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农民工。论及当年之勇，戚洋兵歪着头、抽着烟说：那时候捕鱼都是用炮炸的，炸完了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手里各抓一条，嘴里还咬着一条上来，用不着鱼网。
人说，湖北人精明。戚洋兵确实不傻。出了两年力气后，他就琢磨着学门手艺。那时候农民工的出路多在建筑业，他就把眼光落在了泥瓦技术上。这是戚洋兵高人一筹之处。多数农民工到城市后始终靠一膀子力气，吃苦受累不说，大一点的钱也难挣到。学成以后不久，戚洋兵返乡娶妻生子，种了两年地。1999年，他迎来人生的真正转机。
那一年，村支书杨守东盖新房。戚洋兵跑过去说：“姨夫，你的房我来建，成不？”那时候，戚洋兵还没有带徒弟，就光杆儿一个，之前也没有独立建房的经验。然而，杨守东竟然一口答应了。“到现在我都感谢老支书，没有他那次点头，估计不会有现在的我。”戚洋兵说，建杨守东的房子比建自己的房子还仔细、上心，鸡蛋大的地方都查好几遍。
实际上，杨守东的房子没让戚洋兵赚到钱。最后算账下来，他还倒贴了些工钱给帮手。可是，这次建房让戚洋兵名声远扬，之后，十里八村请他建房的络绎不绝，县里也有找他的。“账要看怎么算，要是算小处，我亏了；要是算大处，我赚大了。没有那次建房，谁知道我戚洋兵呢？”戚洋兵算账跟普通农民不一样，他不那么在乎钱，对徒弟也厚道，开的工钱比城里的还高。“做人得大气。有人跟你干，你就别怕没钱赚！”他说。
现在，戚洋兵带着5个徒弟，拥有自己的建筑队。他的三层小楼，不仅依山面水风景优美，而且还毗邻209国道，顺势开了“农家乐”，成为新的“家庭经济增长点”。日子相当惬意。
腰包鼓起来的戚洋兵还学会了城里人的情调。每逢妻子生日或者新年，他都会买瓶红酒、弄个烛光晚餐。不过，妻子是“标准的农村妇女”，吃苦持家、相夫教子可以，这一套享受就想不通了：“你这酸溜溜的是干吗呢？就会浪费钱！跟你过日子图的是实实在在。”
“人家不买账嘛！”戚洋兵说着笑了。
这里不是桃花源
自从8年前害眼病以后，84岁的杨守学的面前总是一片灰暗，恰如他的生活一样。
杨守学住在杜川村邓家沟，距离209国道不到两千米。从野人谷隧道沿山而上，一片郁郁葱葱，夹以流水潺潺，修竹掩映，时而鸡犬相闻，恍如陶公笔下的桃花源。然而，杨守学肯定不是桃花源里人。
在他家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灶台建在堂屋里，烟熏火燎，屋顶和四壁黑亮。除了盐巴，灶台上没剩什么调料。锅里清煮的是山里采的笋子。灶台旁是最值钱的家具——一个碗柜，他6年前花100多元买的。碗柜上都是灰尘，右上角已经破损，黑洞洞的，里面有一个油瓶，不知道空了多久，横倒着。一个大油桶挨着碗柜，也是空的，说是秋天放玉米用。能看到的饭食是两罐子的腌菜，萝卜缨子。屋顶上有家里唯一的电器：一个灯泡，15瓦，还常年不开。
家里的4亩坡地，地不肥，种点玉米、土豆。今年房县大旱，庄稼长势很不好。大家都盼着下雨，杨守学心里也急，只是他想下雨又怕下雨：有水，坡地上的玉米自然好麻利儿地长，但是土房子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四处如串珠子一样，他就有得忙活了，用盆、罐接，满了往门外倒，少不得一番折腾。
杨守学不识字，连名字也不会写，儿子们也一样。不过，他倒是知道学堂所在。“就在那边！”他指着公路的方向，就是从来没进去过。“如果我有孙子，我一定得让他去上……”没说完，他就默然了。
杨守学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太阳底下数养的鸡。其实也就3只。他喜欢数。这3只鸡是他零花钱的主要来源之一，买盐主要靠它们下蛋换的钱，而买盐是这个家日常唯一的开销。杨守学零花钱另一个来源是卖柴。反正靠着大山，柴总是不缺的，一次能卖30元。和戚洋兵走南闯北不同，杨守学一辈子最远处也就到过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