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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一直被认为是大学发展的重要障碍，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等问题。
西交利物浦大学是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新型国际大学，借鉴中英两国优秀教育传统，在高等教育改革和新型大学及育人模式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怎样去行政化，大学才能实现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此，记者专访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高校资源配置过分依赖各类项目和工程
记者：现在社会各界对大学行政化批评很多，认为行政化阻碍了大学的发展，您认为高校行政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席酉民：目前高校普遍显得浮躁，似乎更关注一些显性指标，如SCI，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等。校领导和大教授们的精力主要用在了资源的获取过程中，而没有集中在利用资源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上。究其根源，与国家到教育部、到学校、再到教师的资源配置过程相关。目前资源配置过分依赖各类项目和工程，如“211”、“985”等，且有一定行政色彩。
我们不能笼统地批评项目制资源配置。项目制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会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大学更多的研究是兴趣导向的，项目制资源配置可能会扭曲兴趣驱动的研究，诱导大家跟着项目跑，从而影响兴趣导向，进而影响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的涌现。
另外，当前项目制常因申请程序复杂，学校为了获得支持不乏临时组合和拼凑等现象，加上有时行政部门的服务工作不到位，导致科学家、教授把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用在了申请项目上，甚至是跑项目上，难以静心于科研、教学。
由于缺乏比较科学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过分倚重项目或工程，诱导各级发明项目，有人戏称“搞名堂工程”，一旦上级通过某工程或项目获得资源，就启动了新一轮争取项目的运动。教授们的心思、能量和时间不断地消耗于这种迎合上级或项目和争取资源的运动中。
在学校层面，如何将“××”工程分得的资源配置到学院和教授也是非常复杂的运动过程。不少学校的老师都抱怨，每个工程或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几个校长、副校长、大教授或者院士分走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未恰当分离和互动，致使不少人认为进入权力层很重要，不仅可以方便获得资源，而且结题更容易。这才导致高校无处不在的行政化现象，校长行政级别、教授争抢行政职位、行政权力介入或干预学术判断等。
如果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中长期教育规划的实施要真正解决行政化导向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资源配置体系，二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行政是既不懂市场也不懂学术，却扮演着关键角色
记者：该怎样优化大学的资源配置体系呢？
席酉民：优化大学资源配置体系要先把大学进行分类，例如可以将现有大学分为三类：做职业教育的大学；教学型大学；极少数的研究型大学。不同类的大学教学组织方式和研究方式不一样，资源的配置方式也不一样。
研究型大学是要国家养的，因为要让一批人静心研究。职业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让中国的成人能够廉价地进入到职业教育体系去。教学型大学可以开放一部分，让市场资金进来。
然后再把政府应该管的资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按照学校类型、规模、层级规范配置，用来保证充足的教学科研资金，让教授们静心搞好教育和科研，不用他们成天去跑项目，另一部分按照问题导向，围绕国家攻关、重大产业问题布置，可通过项目制进行招标和竞争。对于基础性研究，可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按照学术规律和学术的游戏规则去做。应用导向型研究可直接与产业、市场对接。
例如，在崇尚高度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尽管终身教授是市场经济少有的铁饭碗，但为保证一批科学家能够自由地、没有约束地、没有生存顾虑地去从事科学研究，还依然保留着终身教授制度。这似乎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有关，终身制虽然可能出现少数教授因无后顾之忧而动力不足，但科学家更重视声誉和同行认同，如果他长期没有发表文章，没有新探索、新观点出来，他在这个圈子是待不下去的。
基础研究是兴趣和科学规律导向，应用研究是问题和实践导向，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按照各自的特点及规律去配置，前者更多的是学术圈子的配置，后者更多的是市场配置，但现状是行政在中间扮演了关键角色，行政可能是既不懂市场也不懂学术，使用不当会扭曲教育和科研活动。
资源配置永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现在中国的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力太大，又不能有效地控制，再加上缺乏监管，怨言很多，效果不佳。市场机制是一个不错的机制，因为市场是让竞争来作决定，而不是让行政命令来决定。在高校管理中，应注意利用市场机制提高高校自身的自律和动力。
大学现在是该有的自主权没给，该控制的又缺乏监管
记者：都说大学需要办学自主权，大学的自主权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好大学的自主权？
席酉民：现在大学的自主权并不小，只是大学的自主权界定不清楚而已，该有的没给，应控制的又缺乏监管。例如现在大学校长财权不小，却缺乏严格预算约束和监管。国家财政拨款使用比较随便，但本应自身决定的招生、专业、学位、职称等却需报批。
到底什么是大学的自主权？第一，你批准，我办学。怎么办学、办什么样的学，开多少专业、招多少学生、招生标准设定、怎么招生，都是学校的权力。
第二就是评审教授，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国家教授，只有那些教育部授权的学校可以自评职称，很多学校要通过政府组织评审教授。但是实际上不同学校教授的差别很大，所以各个学校应该有权来自评教授。你在这个学校是教授，到那个学校可能只能做讲师。
第三是学位授予权问题，我们现在实践的也是国家学位，与教授相同，不同学校学位水平差异颇大，学位授予也应是各个学校的权力。
这些自主权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让市场来选择，市场本身有鉴别力。如果学校乱来，在行业里就没有地位了。比如“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你授了，但没人认你。
行政权力不是领导权也不是管理权
记者：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政权力？该怎么规范它？
席酉民：“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个矫枉过正的说法。从大学的组织管理来讲，大学既需要行政权力，也需要学术权力。只是目前在中国的高校里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错位，行政权力过多介入了学术的判断，影响了学术的公正性。因此，不应当简单讲“去行政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行政的权力对现代大学的运行是非常重要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界限。涉及学术判断事项就交给学术权力，比如评学术职称，判断这个人的教学质量、水准，处理学生和教师的学术纪律问题这都是学术范畴，行政权力不要介入。
什么时候动用行政权力？行政体系的职能是支持和服务，学术体系的特征是自由活动、自由探索、静心研究。行政权力就是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给学术创建友好的、高效的支撑和服务平台，不是领导权也不是管理权。运用行政权力保障这个支持系统能有效支持学术活动，而不能拿这个权力直接去领导和管理学术活动。
现在国内高校大都是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也有不少学校为加强学科互动合作尝试大部制，即成立人文社科学部、医学学部、工学学部或者理科学部等等，在中国行政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下，这种跨学科的效果往往难以实现，反而将学校三级管理演变为校、部、院、系四级管理。这种过分纵向层级的官僚体系，强化了行政权力的作用，更适合于生产制造厂，而与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组织格格不入。
在现代网络技术推动下，未来的大学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去教书，而是创造一个无形的研究和学习的平台以及学术共同体。这个平台能够把学校与世界对接，可将世界的教学、科研资源融合进来，让各个领域里面的教授和学生能以学术共同体的方式一起互动，能形成学校和社会互动共生的生态。
本报记者 李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