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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被当地官员解读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的政改措施，正在山东胶南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5月9日，各部门各单位171名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通过当地媒体及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全部公开，市民如遇到困难，或认为机关工作人员有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可直接向一把手反映。
这是公开信息中公布党政一把手号码最新的案例。
近年来，公布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在许多省市渐成一种潮流。而这种潮流，要追溯到13年前。1998年3月9日和1999年2月5日，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先后两次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公布了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全县170多名县、局、乡镇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这在当地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甚至被媒体称为“青神县党政干部电话事件”。
本报记者近日抽样核实了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一把手号码的接通情况，发现直接打电话找一把手反映问题的老百姓并不多。而这个一再被仿效的改革举措，究竟是不是一个好制度，仍然备受争议。
监督滞后
“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强化对干部的监督，而且有利于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直接听到来自基层的真实想法，是政府机关行政流程再造的重要部分。”胶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玮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如果将其放在胶南市谋求转型发展、力求把胶南从农村县城建设为所属的青岛现代化国际新城区的背景下，这一措施尤显意味深长。
5月5日，胶南市召开全市软环境建设工作会议。会上，胶南市委书记万建忠痛批了胶南软环境方面存在的四大“顽疾”：怕担责任，消极应付；各自为政，相互掣肘；执行不力，效能不高 ；管理不严，纪律松散。公布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作为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方式，由此被推向前台。
王玮介绍，为确保上述人员电话号码的准确性，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数遍核对。在报纸上公布号码前，因发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号码输入有误，即将上版的稿件被临时撤换。“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视”，王玮说。
那么，如何确保接手机的是一把手本人，而非秘书等“代言”呢？在王玮看来，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负责人的电话是面向所有人的，如果让秘书代接，同样有被上级领导发现的可能性，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王玮坦言，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目前全靠负责人的自觉性”。
另一个问题是，假如只接不办、随意推诿或长时间无人接听，将如何问责？胶南市纪委、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的答复是“之前从未考虑过”。该负责人称，电话公布半个多月来，刚出现群众反映所拨打的负责人电话无人接听的个案，为此，问责的相关办法他们正在研究中。
记者抽样核查 接通率最多六成
胶南市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在其他公布一把手电话号码的地方也一样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从山东莱山、山东菏泽、安徽宣城、海南三亚和山西省纪委及组织部共5地公布的一把手电话号码中，随机抽取10～20个，在工作时间拨打1～3遍，接通率最多六成，其中安徽宣城10人中仅有两人接通。接通者中又不乏秘书代接的情况，未接通者中有号码错误的，有拒接的，甚至还有公布的号码已经暂停服务的。
山东烟台市莱山区2007年公布了一把手的电话，属于比较早公布一把手号码的政府。
2011年5月30日，记者从莱山区2011年1月1日更新的手机号码中随机拨打了10个号码，6人接听，4人未接。莱山区区委办公室主任梁凤锁说：“我们公开手机号都好几年了，从2007年开始，后来每年都要重新更新。而且我们规定24小时都要开机，最多的一天能接20来个电话，随时都要接电话，我去年大年三十还接了一个。”
2008年3月，山东菏泽市公布了共计164个部门的一把手手机号码，同时，市政府督察室和市监察局还成立了联合暗访组挨个拨打公布的电话，设立举报电话接受各界群众的监督，并在之后增加公布了“辅助电话”。
2011年5月30日，记者在工作时间从菏泽市2011年3月4日更新的号码中随机拨打了10个，其中5人接听，4人未接，1人号码错误。菏泽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修印说：“我们规定是上午8点半必须开始，晚上11点前不许关机，节假日和工作日一样要求。虽然平时有时候中午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经常接到电话。但是老百姓也确实是有问题、有冤屈，给你打个电话不容易，也可以理解。”
而具有菏泽特色的“辅助号码”，吴修印解释说，那是供领导开会手机信号被屏蔽或者手机关机的情况下拨打的，由秘书来临时代替接听。
2009年4月13日，安徽省宣城市通过当地媒体公布了市政府60个单位主要领导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今年5月30日，记者拨打了其中10个手机号码，其中只有两人接听，4个无人接听，两人拒接挂断，两人的号码已暂停服务。宣城市城管局局长周和睦告诉记者，打自己手机来反映问题的百姓并不多，因为有专门反映问题的电话，反而是每天都会接到一些推销广告电话。
2011年2月1日，海南省三亚市政府在当地媒体上公布了监察局、旅游委等24个市直部门，以及供电、供水企业一把手的手机号码，下辖的两区六镇的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镇长的手机号码，亦同步公布，共计涉及34个单位。在记者5月30日拨打的10个电话中，6人接听，4个无人接听，接听者中3人开会。
三亚市监察局局长闫业鹏告诉记者，此次手机号码是为了方便春节期间群众反映问题而专门公布的，让群众可以在放假期间直接找到领导，“公布的就是我们长期使用的号码，一般都是开机的，就算晚上休息手机关机了，还有值班室的电话，是不会误事的。”而他也承认，虽然私人空间不免受到干扰，但作为领导“也是没有办法”，“都已经习惯了”。
在记者搜集的资料里，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是在今年3月19日，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为随时接受群众对当地换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应，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3月22日，有媒体对这260个电话一一拨打，结果115人可以取得联系，145人则无法联系，有停机、关机、空号、错号等情况。
这一情况似乎至今并无改进。
中国青年报记者5月30日随机拨打了其中的20个电话，12人接听（其中两人由秘书接听，4人正在开会），5个无人接听，两个呼叫转移，1个拒接挂断。
记者拨打了山西省大同市纪委书记卫宏平的电话，无人接听，但几分钟后他的秘书打过来说明了情况，“我看见这个电话没接上，就赶紧给你打过来回复”，他告诉记者，这是在换届期间专门供群众来反映违法违纪现象而公开的，规定24小时都要开通，书记开会时会场是屏蔽的，就会由秘书代接电话。
找一把手的老百姓并不多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一把手表示，打来电话反映情况的百姓并不多。
三亚市监察局局长颜业鹏说：“直接打电话来找我的不是很多，因为除了公布我们的手机号码，也公布了各个部门的值班电话。”
菏泽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修印也认为反映问题的百姓并不多：“每天接到三五个，但是我事情比较多，一般会安排专门的负责人记下来号码，打过去核实之后再处理。”
山西晋城市纪委书记于若浩的秘书也告诉记者，打电话找于书记反映问题的老百姓也不算多，“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渠道，比如信访接待大厅，那里反映问题的比较多，群众可以去那现场反映、直接记录。这个电话是换届专门的电话，比较有针对性。”
事实上，一些省份的一把手手机号码是恰逢时机、有针对性地公布的，比如海南三亚是春节期间，山西是换届期间。正因为电话具有针对性，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反映，“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跟换届无关的电话，我们就要跟人家解释清楚，让他通过其他途径，比如向信访单位反映，”山西省大同市纪委书记卫宏平的秘书说。
也有这样的情况，百姓并不了解政府具体部门的职能而打错电话。烟台市莱山区委办公室主任梁凤锁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接过好多电话都不是我这个科管的，有的反映教育问题等等也打过来，老百姓也不清楚我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我就只有赶紧帮他们落实，跟他们说你这个事不归我管，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帮你找相关部门给你协调。”
“现在的社会管理工作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些电话怎么管理、怎么监督、有没有记录？这些我认为做的都不够，公布一把手号码就是一个很个性化的、很个别的做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说。
百姓需要的是一套机制
徐湘林认为一把手的精力是有限的，解决问题并不是要针对一把手，“这种做法是缺乏制度保障的，在制度层面上，不具有长期性，可持续性也不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立忍教授给一把手们算了一笔时间账。“领导那么忙，他一天有多少时间，他一天在会场泡多长时间，他还要下基层调研，而且下班以后也需要有私人空间，应酬也很多，所以他个人是没有多少时间去接这个电话，必然更多地把电话给秘书来接。其实这对领导个人也不公平。”
他还认为，公布手机号码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不免含有作秀的成分。“现在就是谁运气好蒙着了，打通了这个电话，他就可以反映一个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很可能微不足道，并不重要。但是有一个人他的问题却很严重，很不幸他没有打通这个电话。领导下一个命令，给下级施加压力，就把事情超常规地解决了，这样相当于单独立下一个标准，那比这个事情更严重则需要什么程序来处理呢？”周立忍说。
因此，这个具有随意性和运气成分的办法，在周立忍眼中也是对目前决策质量的一种挑战，“这说明我们现在反映民意的公告渠道还不够顺畅，应该有一套机制固定下来决策机制要建立在搜集的基础上，分出重要的、次要的、不重要的，这样去决策才是有谱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主任贠杰认为，虽然现在反映社意民情的通道都存在，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之前也有市长信箱和市长电话，也有信访部门的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很多地方往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至少是和公众要求的相差很远。所以老百姓才会想要通过市长电话、书记电话这种形式是反映并解决问题。”
实习生 吕昀蔓 本报记者 邢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