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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功夫熊猫》国内公映的时候，艺术家赵半狄就抵制过一次，那次他的抵制理由是，“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三年后，《功夫熊猫2》（以下简称《熊猫2》）公映再次遭到赵半狄的“阻击”，这次他的抵制理由是，“《熊猫2》》并不是好莱坞写给中国的情书”。赵先生的抵制口号两次都喊得很响亮，也很有技巧，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裹挟着一股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力量，可惜，在奔腾的时代洪流冲击下，他的抵制声音和那股力量，如扔进河流里的石子，转眼就没了影儿。
在抵制《熊猫2》的队伍中，还出现了北大教授孔庆东、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的身影，他们联名发表《致家长和孩子们的信》，呼吁孩子们要到自然中去，不要去看《熊猫2》。这封信的用意十分可疑，到自然中去固然要提倡，可这与看电影有什么利害关系？自然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操，看一部《熊猫2》也不至于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况且，那么多孩子喜欢看动画片，剥夺孩子看动画片的选择权，也是非人性化的。与其说这是抵制某部电影，不如说这是对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娱乐行为的粗暴干涉，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进影院看场电影也得听人说三道四，甚至冒着戴“汉奸”帽子的风险了？
作为艺术家，赵半狄今年的抵制行为表现出活跃的行动力，他自费在几家都市报上购买了广告版面，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事与愿违，虽然赵半狄在微博上宣布“《熊猫2》首个周末票房在北京、山东、广州、成都等多地受到重创！全国票房缩水”，但两天过亿、刷新《阿凡达》首周末票房纪录的消息，让赵半狄的“精神胜利法”完全破灭。赵半狄的“事迹”被网友认为，他帮助《熊猫2》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可以写进教材的反向营销，抵制者成为被抵制对象最重要的推广人，这种效果颇富反讽意味。
一部电影能不能在国内上映，取决于我们的电影审查部门。而去不去看这部电影，取决于观众用脚投票。既然《熊猫2》拿到了公映许可证，说明其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对待这么一部纯粹娱乐性的电影，向其身上捆绑民族主义炸药的做法很可笑。作为一名成功的行为艺术家，赵半狄深谙此道，他将炮火集中到遥远的好莱坞身上，并没有“极左”地把看《熊猫2》的人称为庸众，对好莱坞开炮很安全，而对民众开炮的后果如何，赵半狄比谁都清楚，所以尽管他抵制《熊猫2》很糊涂，但在做法上很聪明，即稳固了自己“熊猫代言人”的身份，又规避了成为舆论“炮灰”的风险。
赵半狄抵制《熊猫2》，是觉得好莱坞挖走我们的文化宝藏，转身又过来赚我们的钱不对。用这个逻辑看的话，赵半狄整天把熊猫戴在头上，开商店卖熊猫工艺品，这算不算对熊猫形象的强行占领？是不是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抵制赵半狄？文化是流动的，尤其是伴随着经济行为流动的文化，其纯粹的目的说白了只有一个：赚钱。把流动的文化冠以“侵略”的名义，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如果具备先进的制作能力、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也可以制作出精美的作品实现观念和审美的输出，而当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成为干枯无水的文化洼地时，就应该以包容和欣赏的态度接纳并学习外来文化。《熊猫2》是不是好莱坞写给中国的情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增加了人们对熊猫、对动漫艺术的喜爱，与此同时，也刺激我们产生知耻后勇的力量。
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级的动漫产业基地就达17个，打造“动漫城市”、举办“动漫文化节”的城市层出不穷，动漫生产企业一路飙升至5400家，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能被国际认同的卡通形象或卡通影视作品。举国上下都在搞动漫，但却产不出拿得出手的作品，这岂不是很奇怪的现象？想象力和创新力是驱动动漫产业发展的核心，但观察我们的动漫产业，却只能看到简单的自我复制以及被附加在这个产业身上的政绩观，动漫产业本该具备的新鲜活力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释放空间。包括《熊猫2》在内的一些进口动画片，其实是一面镜子，如果不能从这面镜子上发现自身的不足，那么也别指责别人把这面镜子做得如此好看。
着迷于在意识形态上打倒竞争者，而非用实际行动去击退“侵略者”，让各路高喊“抵制”口号的人成为空想家。比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作为专业人士，他在产业观察、制作差距以及如何学为我用等方面，都应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位动画学院院长也参与到抵制《熊猫2》的队伍中来，有些匪夷所思，如果抵制《熊猫2》可以帮助中国动漫迅速提高水平，那我们大家都不去看好了，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抵制《熊猫2》是各种抵制思维中的一种，在其他领域，也存在一些抵制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滋生，无非是弱者心态在作祟，是恐惧竞争、缺乏勇气的表现，这种人最适合生存于闭关锁国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围墙高筑，大可以躺在围墙内做唯我独尊的美梦。
韩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