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所成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首任主席、英国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首席科学家罗伯特·沃森教授受邀担任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外方主任。
据介绍,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所将原先分布于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生态学)、化学、历史地理、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以及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等9个学科和院所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聚焦气候变化。同时,复旦大学将在国际合作与平台建设中,积极摸索新的项目运行、人才聘任、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的体制机制,吸引校外、海外优秀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入到该研究平台。
在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所成立仪式后,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罗伯特·沃森教授。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日本海啸导致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发了全球对核能利用的讨论,而当前,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还很有限,对未来能源,人类似乎有一种老无所依的担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罗伯特·沃森(以下简称“沃森”):我们必须从日本的核事故中吸取教训,但简单拒绝核电也是错误的。我认为核电站可以安全运行,在理想状态下,能向人类供应20%左右的电能。
福岛核电站建于1971年,是第一代核电站。9级地震十分罕见,而此次核泄漏实际也是由海啸引起的,所以,核电站的选址必须考虑得更周全,核电站的安全保障措施与其地理位置和可能的地质危险应当匹配,一般的核电站至少要有两个备用电站,在高危地带更需要配备可移动的发电站,随时补充能源。发展安全核电是完全能做到的。
同时,清洁能源不仅仅是指新能源。廉价使用煤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排出的二氧化碳,科学家们正在用技术手段使得它也干净起来。
记者:中国的西部地区有着充足的风能与光照资源,并且正在积极利用新能源。您怎么看新能源的贡献?
沃森:新能源有巨大潜力,尤其是风能。我希望科研人员能够更多关注这一领域,使它们尽快便宜下来。
同时,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稳定性会受天气影响,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新能源。很多人都在争论,我们是否应该花大力气将阳光或风能充足地带的能源通过低损耗的方式运输到高耗能地区?
全球约1/3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交通运输。最简单的解决方式是造出迷你、实用又廉价的车。
零碳排放的电动汽车,能源自循环的楼房,人体感应的电灯与空调,更环保和可持续的耕作与畜牧方式等等,这些可循环的生产与消费在10年内可能很难普及,不过我有信心在未来20~30年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2009年,中国已经提出了自己碳排放强度的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也进一步明确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作出的努力?
沃森:看待中国的能源问题,必须有三个维度来评估:历史成因,人均消耗,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首先,今天全球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与之关系甚微,因为20年前中国的排放量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另外,中国温室气体的人均排放量只相当于美国的约1/5,或欧洲的1/2。
中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不仅是国内需求,更是在为世界作贡献。一些人说,“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国不应该与美国承担同样的环境责任。
记者:有专家曾评价道,在以往的国际谈判中,中国人只会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只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近年来,由于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方面步伐较大,所以在谈判中也更加理直气壮,您如何评价国际谈判桌上的中国?
沃森:中国专家和政府官员在国际谈判中显得非常专业。10年前,我在2002年结束首任IPCC主席一职时,就已经领教了中国政府的谈判能力。现在,我还经常从我的同事那儿听说他们为中国所折服。中国的谈判代表完全明白世界能源问题的发展进程与中国应当的立场,在谈判中思路异常清晰,也很有谈判技巧,给IPCC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形象由两面组成:一面是中产的中国,雄心壮志、发展迅猛,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二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资源消耗的大国;另一面是贫困的中国,人均收入低,社会问题多,比较欠发达,需要很多能源才能帮助贫困中国中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到2020年时,我相信欧洲和美国将无法完全支配和控制国际政府间谈判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一些问题上联合起来后会变得非常强大,尤其是由中国引领的亚洲地区会变得更为重要。
记者:IPCC在近两年遭遇了诸多指责,例如“冰川门”对数据精准性的质疑。很多人对IPCC的研究和工作有一些怀疑,作为IPCC的首任主席,您怎么回应这些问题?
沃森:在冰川事件中,IPCC发布的报告有3000多页,其中有一个核心错误,即如果地球持续变暖,喜马拉雅冰川很可能将在2035年前彻底消失。
此前从未有任何科学文献提到2035年这个时间,只有俄罗斯的一项研究显示该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这是没有任何切实依据的说法,造成了公众的误解。
一个3000页的文档中,总会有那么一些错误,我不希望公众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错误。
对IPCC来说,一旦有错误发生,最重要的是及时公开信息,迅速请科研人员调查后澄清真相。
记者:在您的任内最为世人周知的莫过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那时便要求各国协作,旨在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14年过去了,您如何评价议定书的实施情况?
沃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定书,但收效甚微。
中国、印度、巴西并不应该为今天的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负责任的应该是美国、欧洲与前苏联。
但某些国家在面对议定书时的情况使人心寒,美国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却没有通过这项议定,他们甚至没有努力去尝试。
我最关心的是接下来要采取怎样的手段进一步推进全球协作,我建议在协商方式中加入双边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