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思想令短道队身陷被动

    中国短道速滑队于6月9日晚从昆明回到北京，预定两个月的高原训练被迫终止，因为6月6日端午节夜里发生的那起“集体挨揍”事件，使得中国短道队目前已无法在昆明继续正常训练。

    媒体追踪和舆论压力打破了短道队本该平静的高原训练生活，但这并非完全由“挨揍”事件本身引起，以冬奥会冠军王濛为核心的中国短道队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言行，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其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身份相符，这使得很多原本同情短道队的旁观者的态度，发生了180°的转变，媒体和社会舆论中对短道队批评的声音渐多，短道队的威望急剧下降。这次事件发生后，中国短道队领队王春露曾表示，要在队内进行反思教育，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措施能否教会运动员除了在赛场上夺取金牌之外，更要以平凡人的姿态融入社会，学会妥善应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还是个疑问。这也反映出当前中国运动员培养机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培养出来的是运动机器而非具备全面素质的人。

    事件发生在丽江古城，事件的全过程均被街头监控器拍摄下来。丽江市有关方面在6月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介绍，短道队不知古城夜间不能大声喧哗、巡防队在执法时没有对相关的规定作出详细解释、短道队和巡防队均指认对方先动手、短道队员在医院态度不好并以世界冠军身份要求入住单间病房等事件细节都被披露出来，但丽江市有关方面公开的监控录像画面模糊，无法判断双方责任。

    对于殴打短道队员的丽江古城巡防队，丽江有关方面作出了严肃处理的决定，中国短道队还要求巡防队员道歉。

    云南省和丽江市有关方面在事件发生后对短道队进行了慰问，但没有人公开提及短道队在这起事件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不过，云南媒体也在报道中称，王濛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曾以自己人大代表和奥运冠军的身份，拒绝与警方配合。

    这些事件细节经报道后，引来了媒体和舆论对短道队的强烈批评和指责，作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最辉煌的一支团队，中国短道队正遭遇空前的舆论压力。

    在事件发生3天后，中国短道队突然中断了高原训练返回北京，无疑是想离开这起事件的中心地带，主动给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关注降温。目前，中国短道队拒绝再就此事接受采访。也许再过几天，这起事件就会在舆论层面平息下来。

    但这起“集体挨揍”事件远未到画句号的时候，中国短道队即使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在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也至少应该在内部进行深刻反思。

    在节假日饮酒作乐，这本是人之常情；遇到态度蛮横的执法队员，人们也常会发几句怨言——在这些方面，人们不会也不应要求短道队员具有过于神圣的人生姿态和风度。问题是，在这起事件中，中国短道队员有自恃冠军身份扩大事态并要求特权待遇之嫌，而忘记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和公众人物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但这也可能是中国短道队员，尤其是领军人王濛的真性流露，在他们的意识中，原本就是把身份与待遇相连。他们经苦苦努力获取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身份，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些身份所能享受的各种待遇。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也没有人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些身份在直接与各种待遇挂钩之外，还代表着怎样的社会责任。这其实是运动员培养方式的缺陷，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运动员，从初中阶段开始即进入集体管理的封闭环境内，取得运动成绩为唯一目标，文化、道德和艺术等各种基础教育的内容，已完全依赖运动员的自觉性去获取。

    近几年，涉及体育界的恶性治安事件并不少见，就在短道队遭遇“集体挨打”事件的前几天，前著名国手、现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孔令辉就醉打了某停车场保安，而更早之前，另一名乒乓球国手王皓也曾醉酒伤人。

    当个人的理想完全建立在待遇和物质诱惑的基础上时，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乃至人大代表的身份，代表的往往只是利益和虚荣，所谓的社会责任只会被运动员抛到脑后，这无疑是中国体育界的悲哀。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