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如果一个医生可以在多个医疗机构执业，这样的政策是否会得到医生和患者的欢迎？
今年3月1日，《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3个多月过去，这项旨在推动医务人员合理流动的政策却没有受到预想的青睐。
“医师多点执业这事没什么进展。”北京市卫生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5月18日北京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毛羽表示，仅有10余名医生真正签约多点执业。
已经签约多点执业的几名医生，从专业上看，分别来自精神科、康复科和儿科，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属于不那么热门的科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对医生去赚钱多的民营医院多点执业，卫生局并不鼓励。
今年是医改的最后一年，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医师多点执业已经讨论探索了两年。
在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看来，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行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能够有效地缓解医患供求不平衡的矛盾，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然而，他不得不承认，目前这项变革的推行困难重重。
各大医院讳莫如深
今年2月25日，煤炭总医院举行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签约仪式。安贞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等北京多家三甲医院的160名医生，与煤炭总医院签订了医师多点执业合作意向书。
在北京，这也是第一家尝试开展医师多点执业的医院。
如果顺利，这些医生经过所在医院同意、北京市卫生局登记注册，就可以定期到煤炭总医院开展相关的医疗工作。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签订合作意向书那么顺利。在热热闹闹签订完合作意向书之后，这个事情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还是觉得有些遗憾。他告诉记者，3个多月来，从合作意向书的执行情况看，正式签订合同的医生寥寥无几。
记者与北京多家名气颇大的三甲医院取得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些医院的相关负责人都对多点执业一事讳莫如深。
一家医院的党办主任告诉记者，该医院的医生根本没有与其他医院签订多点执业合同，只是在做医疗协作。
更多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只是按照北京市的要求，派代表参与了有关多点执业的签约仪式，但对多点执业并不了解，也没有看到多点执业的具体操作办法。
这些三甲大医院对多点执业“不知情”，但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中，一些盼望着尽快开始多点执业的医院却干着急又无奈。
和睦家医院是北京市一家颇具规模的合资医院。该院院长盘仲莹告诉记者，在《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后，该院就与不少公立医院的医生进行了相关商洽，以吸引医生到该医院进行执业。尽管与这些医生取得了共识，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却完全不在医生们自己的掌控之中。
“我们已经与二三十个医生谈好了，申请表也填好，但都被压在了各医院的医务处。”盘仲莹说。
按照《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的医生要实现多点执业，需要通过医生个人申请、所在医院同意、卫生局登记注册这样的三部曲，所在医院的态度成为左右这个过程能否完成的关键。
盘仲莹为此与相关医院进行沟通，这些医院医务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是不签，也不是不同意，但要观望观望，看看别的医院是怎么做的。
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告诉记者，医院的态度是目前北京市医生多点执业的瓶颈。
“站在院长的角度，我很理解那些医院，谁都想把好医生这样的优质医疗资源留在本单位。”王明晓说，但多点执业是改革的方向，医院要看到多点执业的好处。
王明晓说出了一大串医师多点执业的好处。医师多点执业等于增加了优质服务的供应，恰好可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多点执业能够给医生带来更多的报酬，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基层的医疗技术水平，降低患者的费用。
然而，大医院院长们担心的是，如果自己医院的专家都去多点执业，恐怕会对自己医院的科研、医疗、教学带来冲击。而且，自己医院的医生享受着本单位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等福利，凭什么到别的医院再赚钱。
医师多点执业不仅在北京遇冷，在早一年试水的广东省，同样也遭到冷遇。据统计，在广东试点医师多点执业的一年多时间中，仅有100多名医生登记，而且均为同一系统内部多点执业。
飞行门诊架空了多点执业？
应该说，在政策层面，医师多点执业是三年医改的重要内容。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为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2009年9月16日，卫生部下发《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医师多点执业做出规范。
可在政策的落实上，医生和医院却都在观望。事实上，观望并没有阻挡医生实际“多点执业”的步伐，各种形式的“多点执业”早已是医生间公开的秘密。
“周末的时候你去机场看看，有多少医生拖着拉杆箱在机场相遇？”王明晓说，周末走穴、飞行门诊、飞行手术的医生多得是，不仅如此，还有用“专家外出会诊”的方法来替代多点执业。
王明晓所说的“专家外出会诊”来源于卫生部的一个文件。
2005年4月30日，卫生部发布《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医师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可以为其他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
正是由于这个文件，我国的很多医生都在进行着实际意义上的多点执业，只不过，这种“多点执业”是随机的，而非固定的。
也正是有了这个文件，我国众多的非公立医院才能够名正言顺地请来公立医院的大牌医生坐诊、手术。
表面看来，“医师外出会诊”也是一个三方获利的好事。
对医生来说，通过外出会诊增加了收入；对患者来说，得到了大牌医生的诊疗；而对于邀请医师外出会诊的医疗机构来说，留住了患者，也增加了收入。
然而，这种方式的背后，却是隐患重重。
王明晓告诉记者，医疗工作是有组织的、连续性的行为，会诊的方式则打断了这种组织性和连续性，往往是医生看完病、做完手术就走，患者后期的治疗与观察得不到保障。而且，如果出现医疗事故，该如何界定责任？
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告诉记者，尽管现在有了医疗责任事故保险，但如果真的出现医疗事故，患者会认为来会诊的专家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纠纷并不少。
此外，会诊的方式所需要的程序也让很多医疗机构头疼。
盘仲莹告诉记者，她更愿意选择多点执业的方式来邀请其他医院的医生到北京和睦家医院来进行医疗活动。
“多点执业有利于双方建立更加稳定、固定的关系。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在工作流程、质量控制标准上存在不同，内部的规章制度也不同。但专家会诊是看完就走，医生不可能更多地去了解医疗机构的规范。”盘仲莹说，多点执业是对患者的保护。此外，如果在多点执业的过程中出现医疗事故，由医疗机构而不是医生来承担责任，这也是对医生的保护。
医生是不是医院的资产
看着迟迟无法顺利推动的多点执业，盘仲莹有些着急。
“我们的医改不仅要眼睛向内，还要有一定的余光向外。”以国际医疗旅游为例，盘仲莹告诉记者，去年这个市场就有八九百亿美元的消费量，明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上千亿美元。但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中国却无法分一杯羹，是彻底的支付方。
盘仲莹告诉记者，现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盯着中国消费者，到泰国做体检、到马来西亚做健康保健、到韩国做医疗美容，都已经在逐渐形成风潮。而我国的高端医疗市场却一直无法真正放开。
“高端、优质的医疗人才被牢牢地锁在公立医院，这部分人不释放出来，怎么能够形成高端医疗市场，怎么留住中国自己的高端医疗需求，甚至吸引外国的医疗需求？”盘仲莹说，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医师多点执业，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
在盘仲莹看来，多点执业不仅影响着优质医疗服务的释放，还影响着我国医生的执业素养。
“在过去，做临床要耐得住寂寞，但现在，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经得起贫困。”盘仲莹说，我国很多医生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不开大处方对不起自己，开大处方对不起患者。如果多点执业能够顺利推开，医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光明正大地提高收入，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因为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声誉，他才能够获得更多医疗机构和患者的青睐，才能够获得更优厚的报酬。
但现在，公立医院院长的态度是：以医生的身份很欢迎，如果以医疗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则不得不考虑队伍的稳定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也一直在关注公立医院的改革。在他看来，医师多点执业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改革的一个阻力。
“这么多年来，医生一直被医院视为自己的资产，现在要求公立医院改变思路，为医生提供开展医疗活动的平台，而不是约束医生，这是强有力的挑战。”刘国恩说，过去几十年，医生都是机构人，现在要把他们变成社会人、职业人，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现在的管理者不愿冒这个风险。
就在今年4月，刘国恩在宁夏参加一个会议，很多有名的医疗专家在场，但即使是这些有名的专家也对多点执业质疑良多。很多医生现在还想象不出多点执业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说，医生变成社会人，怎么界定工作关系？社会保障怎么协调？”刘国恩说，还有院长担心，开展多点执业，自己医院的有名医生都跑出去执业，自己的医院岂不是就没有专家了。
在刘国恩看来，这些疑问的产生都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多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的根本在于将医生资源释放出来，以调和医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
“为什么人们不论大病小病都要去大医院？并不是因为一个小感冒也要找院士看病，而是大家知道大医院有专家带出来的团队，出了问题会有这个专家来解决。”刘国恩说，如果这些专家能够走到社区，把自己的品牌、队伍带到社区，人们为什么还要一个小病也要跑到大医院？以往大医院医生的优质服务一直没有被发挥出来，多点执业将会充分发挥这种优质服务。
刘国恩告诉记者，医生不仅可以到不同的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活动，甚至也可以自己组建诊所，国外的医生收入高，并不是因为所在医院给予的报酬高，更多的是自己创办诊所获得的收入。
“多点执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变革，很多人担心，如果变革失败会怎样。”刘国恩说，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所有好的医生都在公立医院，如果多点执业改革失败，最差的状况也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刘国恩曾对昆明的医师多点执业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同级医院之间的多点执业仅占30%，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上一级的医院走向下一级的医院。在他看来，这正是医改所追求的方向。
本报记者 李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