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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3日，当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贵阳市很多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贵州科技馆，学生们在观看中国院士寄语。
秦刚摄
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随着5月23日有效候选人名单的公布，拉开了序幕。
在地学部的名单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再度跻身其中。两年前，他首次通过单位推荐成为中科院院士有效候选人，但未能进入下一轮。
相比之下，2010年4月28日，他正在辽宁朝阳野外考察，“意外”得知了自己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消息。“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周忠和对中国青年报说，“当选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名过候选人。”他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12位当选外籍院士的中国大陆科学家。
“很多科学家并不清楚院士增选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现任《科学》杂志主编、前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尔伯特表示，“选举的环节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度也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不能让任何个人或者小团体对选举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中国院士选举可能是世界上审查最严格、形式最民主同时成本最昂贵的院士选举
和周忠和一样，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常孙阳得知自己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消息时，“感觉自己被惊喜砸晕了，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提名这回事。”
“我当时正沉浸在一道数学命题里。”2009年，她在后哥特式建筑的办公室里接到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数学专业委员会主席的电话。对方说：“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分子。”
能够荣获美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常孙阳的喜悦并不夸张。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与兄弟机构美国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以及三者的常设运行部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构成了“三院一会”的国家研究院体系。截至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共有2113名院士，418名外籍院士，其中将近200人荣获诺贝尔奖。
不同于中科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每年都会增选院士。选举过程首先从提名候选人开始。2005年，阿尔伯特在《通向院士之路》一文中解释说，正式提名只能由院士提交，提名材料包括候选人的简历、一份250字左右的概述候选人学术成就的说明——也就是当选理由——以及数量不超过12篇的代表性论文和著作。
“是谁推荐的我，我丝毫不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说。2007年，她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
这恰恰反映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选举流程的特点，信息透明仅限于院士评委团体内，对外界则保密得严丝合缝，蒙在鼓里的反而是最后的当选者。
当时，这位71岁的老太太已经是第四次参加中科院院士增选。她这样描述自己2007年第一轮评审就被淘汰的经历：“有7位院士连续三次增选都实名推荐了我，我想他们的压力肯定非常大。总让他们失望，我感到非常愧疚。每年增选时，我都不敢面对这些院士。”
李爱珍不是孤例，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袁隆平，三次申报中科院学部委员未果。直到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他第二年才当选工程院院士。
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是中国院士增选的序曲。中科院选学部委员始于1955年，并于1991年确立了两年一度的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增选。目前，中科院有院士709人，外籍院士56人。
被确定为有效候选人后，今年的这314名有效候选人还将历经半年的角逐，先后成为初步候选人和正式候选人，在多轮差额无记名投票后，在单数年的12月公布名单。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也新增了在候选人“单位内网公布”的环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对媒体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增选质量。“还应该进一步扩大公布范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建言，“公开才能透明。”
一边力求公开，一边要求保密，中美院士评选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主动”和“被动”间。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院士必须独立推荐候选人，防止被动推荐。”独立性被反复强调，“不受情感影响、不为利益驱动，抵制被动推荐，准确把握院士标准和条件，并要相应地承担推荐责任”。
推荐对象也需要严加审查。2011年工程院院士增选，首次明确对出现问题的候选人将由“倡议自律”变为“直接处罚”。候选人一旦被发现有“材料严重不实、弄虚作假”和“通过不正当方式进行活动”等问题，将面临“终止评审与选举、取消下一次提名的资格”和“处理结果经该院常务会议审定后会被列入诚信记录”的“严厉处罚”。
“中国院士选举可能是世界上审查最严格、形式最民主同时成本也最昂贵的院士选举。”香港大学医学院金冬雁副教授评论说，“由于审查制度的严格，造成锱铢必较并纠缠于一时难于理清的细节，结果常常扼杀了真正有棱角有锋芒的人才。”
院士只是一种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
这部分源于中美对于院士的不同理解。2010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教授格雷格·邓肯早晨6点得知自己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消息。那一刻，他正睡眼惺忪地坐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上。“这个荣誉，我应该如何谦卑地承受？”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如是说。
“世界上除了俄罗斯、台湾地区等极个别地域，根本不存在中国含义的院士称号。在绝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只有科学学会会员。会员只是一种学术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顾海兵对中国青年报说。
对此，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深表赞同：“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其实只是成为其中一员，但中国将其翻译为‘院士’，这便无形中提升了它的身份地位。实际上它并没有为我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上的任何改变。”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在国会立法承认、林肯总统签署的成立法案上注明：“国家科学院只能够得到受政府委托‘调查、检验、实验’的直接研究经费，但不能够因为这些服务，而从联邦政府得到任何财政拨款。”
这还包括每年200美元的院士会费。“假如三年不交会费，就转为名誉退休院士，不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科学》杂志的执行主编、美国国家科学院内政部长约翰·布朗曼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说。
不仅如此，美国院士也没有任何特权。“院士不能更快晋升职称，甚至不被续约、得不到资助。”金冬雁对中国青年报说。他还记得1996年一个周日的上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消防警报误鸣，他在楼外一眼见到四五位院士，其中有人甚至穿着短裤和便鞋，而他们都是来加班工作的。
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大部分院士还享受着国家、省市和所在单位的“三重”津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中科院院士领取的国家津贴由每人每月200元调整为1000元。
顾海兵认为，现行院士制度有两个缺陷：一是院士资格事实上由政府认定。但是，政府机构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更不应干预学术事务；二是院士被标榜为拥有“最高学术荣誉”，由此衍生而出院士专享相当于“副部级”的特殊待遇，是“学术异化”的表现。
他呼吁将“院士制”恢复为“会员制”， 把附着在院士身份上的权力与利益剥离，还其学术荣誉的本来面目。对此，他总结说：“名正则言顺。”
严格而又以学术为标准的选举过程并不能够保证当选院士一定是最优秀的，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不够标准的排除在外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选举虽然十分民主，但仍会产生许多不公平的结果。”金冬雁说。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早在1986年就成为国家科学院的候选人。按照程序，只要在职的院士们投票通过，这位“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就可以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过，在投票选举过程中，他遭到了数学家谢治·朗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中，所运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都存在着科学上的错误。
在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谢治·朗的反对意见大受关注，加上亨廷顿始终没有对这一论证提出强有力的反驳，这位政治学家就真的落选了。
对此，布朗曼以“保密条款”为由，拒绝了中国青年报的追问。他特意提到了2003年组建的“临时提名小组”，专门提名某个或某些领域的候选人。此前，新当选院士一度集中在贝尔实验室、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机构。
“女性科学家、年轻候选人和未被充分代表的新兴学科，甚至于候选人来自南方还是北方的地理因素等也要考虑在内。”布朗曼解释道。公正地审视哪些群体被院士选举所忽视，是“临时提名小组”的职责所在。
尽管如此，仍然有“沧海遗珠”的现象出现。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詹裕农和叶公杼是惟一一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华裔夫妇。1995年，妻子叶公杼当选，但因丈夫未获提名而婉拒，美国国家科学院特地为她保留一年资格。次年，詹裕农也当选，夫妇遂双双成为院士。
历史的戏剧轮番上演。200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南希·詹金斯在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工作，她当选后亦婉拒。过去20多年她均与丈夫、现任IMCB执行所长尼尔·卡普兰合作，两人轮流充当论文的通讯作者。她认为丈夫一日未当选，她一日不能打破多年来夫妇共享荣誉和责任的默契。2009年，尼尔卡普兰顺利当选。
“詹金斯拒绝当选，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人们对院士选举不能完全公平的注意。”金冬雁评价道。他指出，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高锟，2010年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理查德·赫克、日本科学家根岸英一和铃木章都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
对此，或许纽约州立大学博士曹聪对于中国院士评选的评价能够解释清楚，“严格而又以学术为标准的选举过程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当选院士一定是最优秀的，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不够标准的排除在外”。
身处其中的周忠和要谨慎得多。“我身边人都是很单纯的，我对于增选流程也并不了解，我只管把该交的材料交上去就完事了，剩下的就是坐等出结果。”谈及围绕着院士增选的种种传闻，他这样回应道。
实习生 郑宇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