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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都在找寻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之路。
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启蒙者的“救亡”呼号，从维新派的立宪改良，到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一次次的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良方，更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
进步青年也试图救民于水火。他们着手“新村”试验，过起“共产的生活”。改良尝试的昙花一现，让务实者意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空想社会主义的脚步，踏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到建国，磨难坎坷中摸索前行。成就最终胜利的理论、战略、路线、方针，不断在斗争与实践中充实、完善、修正、调整。“站起来了”的新中国，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披荆斩棘、上下求索。
共和国初建，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在香港发出电讯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能否治理一个满目疮痍、落后贫穷的国家？一种尚未经历充分检验的新制度能否行之有效？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走不走得通？世界目光的疑惑质疑里，不乏敌视轻侮。
历史给出了答案。中华民族的命运，在短短几十年里，得以彻底改观；全球发展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或缺；迥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道路”，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吃惊。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及中国时说，马克思是一位经济分析师，他没有给出结论，邓小平给出了结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中国共产党追求探索的过程，既充满艰辛迷惘、困顿挫败，也洋溢自信荣光、豪迈激情。如若总结概括，一是民族复兴的治国理想从未改变；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贯穿始终。由此，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特色的进步、发展、崛起和复兴。
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和认知，决定了践行理想的路径选择；进而，才可能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纠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这样一个共识的回归，我们曾经付出代价。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方针决策，其是否可行、正确与否、结果如何，都脱离不了实际国情的验证；高蹈的理想，也必须具备与现实接轨的可行性。
经验的总结，当给事业的传承者提供指导和借鉴。
于青年而言，民族复兴的志向依旧，现实国情却在不断变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在国际舞台具有特殊的分量和地位；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对快速发展带来的冲突和难题；既心怀愿景、不乏追求，又面对转型时期累积的焦躁和不安，构成社会情绪之基调。
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当秉承理性务实的态度，自以为是或妄自菲薄的草率分析、轻巧判断，必然失之浅薄和简单；这也决定中国的变革之道，没有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完美方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不管是民族主义的盲目自大、唯我独尊，还是完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以及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都属于“致命的自负”。
我们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差异巨大的13亿人口，我们承载着数千年大国的文明与衰落、进步与滞后。现代化的进程中，“发达”经验也好，“理论”参照也罢，信手拈来或者引经据典，都离不开其用来操作的现实土壤；个人追求或者治国宏图，脱离了实践的历练，只可能沦为虚无。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是对个人成长历程的一种概括，或亦可看做对传承历史、担负使命的青年之要求。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