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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收费不规范的乱象由来已久，这是导致货车屡屡超载、物流成本畸高的根源之一。6月14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5部门联合召开专项会议，决定从6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纠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6601人进行的专项在线调查显示，92.5%的人对高速路乱收费的新闻表示持续关注，95.7%的人认为我国当下高速路乱收费现象严重。调查中，有74.1%的人经常走高速路。
84.8%的人认为收费过高是我国高速路收费的最大问题
在苏州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孔女士经常走沪宁和苏嘉杭两条高速路。她告诉记者，开车去一次南京，来回的油钱和路费加起来要四五百元钱，实在太贵了。但是买了车，又不可能不用，所以每次走高速路她都感觉在“咬着牙”、“滴着血”，非常影响出行心情。
调查发现，我国当前高速路收费的前三个主要问题是：收费过高（84.8%）、还贷公路在收费年限届满后继续收费（70.3%）、收费站设立过密（66.7%）。
其他问题还有：收费资金缺乏监管，滥用、挪用情况严重（64.4%）；还贷公路收支不公开，缺乏公众监督（63.4%）；收费变化没经过听证程序（44.6%）等。
调查中，多达93.5%的受访者感叹，现在的高速路已经从公共设施，变成了某些个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的牟利工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认为，所谓“收费还贷”的说法在很多地方已经站不住脚，因为许多高速公路早已收回投资成本。然而，许多公路经营企业通过将“政府还贷公路”转为“经营性公路”、变身为上市公司等花样，试图拉长收费期限。这一做法本质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全民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上世纪80年代贷款修路的思路并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一个高速路从无到有的时期，贷款修路解决了当时政府资金匮乏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财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仍然将贷款修路的思路延续下来，就会出现问题。
“当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所形成的利益机制，已经深深嵌入当前的高速路管理体制之中。高速路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变成了少数群体牟利的工具。也正是高速路，将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集团。”张孝德说。
高速路收费乱象造成四大恶果
“如果只是增加我们有车一族的出行成本也就算了，可是高速路层层收费导致物流成本畸高，直接抬高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就拿蔬菜来说，菜农和蔬菜运输商没挣到多少钱，老百姓也没买到便宜的蔬菜，其中的利润很多都被高额的路桥费吸走了。”孔女士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查发现，当前路桥费大概占到物流企业成本的30%左右，对于平均毛利润只有10%的物流行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证券日报》所评出的2009年上市公司三大暴利行业中，路桥业位居首位。
“高速路的影响不只是抬高物流成本那么简单，它还增加了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成本。”张孝德分析，由于存在“乘数效应”，高速路高收费所导致的物流成本增加，会在许多下游产品上得到放大。“如果高速路收费直接使物流成本增加1块钱，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就有可能增加5块钱。”另外，高速路高收费还抑制了比如自驾车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高速路收费管理乱象会带来哪些后果？调查发现，增加物流成本（86.1%）、增加公众负担（82.0%）、滋生腐败（81.2%）、引发公众反感（71.4%）成为四大明显恶果。降低高速路作为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57.3%）排名第五位。
北京交通大学张晓东：高速路收费管理要问责到个人
高速路违规收费的弊病由来已久。2008年，国家审计署曾对18个省市的收费公路进行审计，结果发现辽宁、湖北等16个省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高达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省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共计82亿多元。山东、北京等12个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10倍以上。
然而，此后3年，高速路收费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愈演愈烈。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认为，解决高速路收费管理问题，除了建立常态审计制度外，还应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要问责到具体的个人。
高速路的收费管理问题究竟该如何治理呢？调查显示，83.1%的人希望降低收费标准或收费年限，保持高速公路的公益性质；期限年满的高速路，必须停止收费（81.7%）。这是公众呼声最高的两个期望。
此外，公众还期望加强对高速公路经营单位的财务审计（70.0%）；国有高速路公司收支必须公开（68.2%）；控制贷款修路者的利润率，避免暴利（64.1%）；在经营上实行政企分开（52.0%）等。
“我国高速路到底应该属于什么性质？这是解决高速路收费管理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张孝德说，政府应该把高速路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收费管理的具体问题。
张孝德建议，首先，应该尽快立法，填补我国有关高速路领域的立法空白。现在许多高速路运营方，都是依照合同在收费，“小法绑架了大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制度规定。
其次，国家应加强对高速路的专门审计工作，公开所有高速路企业的运营、维护成本。最后，国家应对高速路的收费管理进行一次集中整顿，坚决拿掉超期收费的高速路，仍需收费的高速路的收费额度也应根据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至于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高速路，国家应尽早花钱赎回，让这些高速路回归公共产品的本质。”
本报记者 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