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社会在担当中成长

    在紧张准备期末考试的间隙，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清华大学学生邹国斌观看了电视片《我愿以身许国》。这部描述“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事迹的作品，在学生中尤其是学生党员中很流行——这是一篇题为《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报道说，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年代，党的魅力有增无减，加入共产党依然是中国青年的主流追求。中央组织部的统计表明，在每年全国新发展的党员中，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入党有那么大的热情？原因有很多，不过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以从学生党员中流行的那部电视片《我愿以身许国》中找到答案：就是受到共产党人那种奉献精神的激励，被他们的担当所感动。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故事，早为中国人所熟知。193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梅特纳、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毅然选择了回国。挽留他的教授说：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王淦昌坚定地说：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1961年，当上级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时，王淦昌没有犹豫，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他从此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

    这种“我愿以身许国”的奉献情怀和担当精神，在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回顾建党伟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的那些年轻人身上，不都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的家国情怀！他们“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欺侮”而投身革命，为了“报效国家”而回到祖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以身许国”，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怀站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国家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共产党人的这种奉献精神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即使处于困境的时候，仍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戴，即使犯过错误，仍为百姓所支持。

    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革命理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当家作主时，出于一种对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责任担当时，人民没有理由不去拥戴他们、不推着小米到前线支持他们、不敲锣打鼓迎接他们的到来。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种奉献的情怀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阐释，但核心精神一以贯之，从方志敏到董存瑞，从王淦昌到钱学森，从孔繁森到郑培民，读他们的故事，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他们那种奉献的品质。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空洞说教——可如果你认真地用心地去回顾我们的党史、共和国史和改革史，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儿也不空洞，而是仁人志士们用实实在在的热血与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也不是说教，而是真实的历史，它是那代人深入骨髓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历史不是冰冷的故纸堆和遗迹，它是有温度的，只要你靠近，便会被温暖和感染。我们今天许多人觉得这些故事似乎很陌生，这些精神很遥远，这些道理有说教味，并不是因为历史有问题，或者是这些价值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与追求出了问题。

    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这种奉献精神和担当的情怀，如果不珍视珍惜，在今天就有被边缘化的危机，就有在多元化和现代性中被稀释和淡化的可能，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现代化和市场化带来了进步，可由于过度强调利益和个性，许多珍贵的价值就面临被颠覆、被遗忘。在反思极端的集体观下，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羞谈国家利益，羞谈集体利益，羞谈奉献精神——如今，在一些场合，谈利益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谈奉献反而成了羞于启齿的事；说索取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可说担当却那么名不正言不顺了。我们尊重自由和利益的表达，并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可如果在强调私益的不可侵犯时而把奉献和担当视作怪物，这样的进步我们真的无法喝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入党，我们期待年轻人在靠近党的同时，更要将那种奉献社会的情怀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中。我们不应只被那些关于奉献故事所感动，享受别人的奉献带来的好处，更要在实践中从自己做起。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不是过时的陈词滥调，而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应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