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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东本是辽宁一小学教师，多年前因地方政府强征“公粮”时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在网上发帖，不久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拘留，并被所在学校调离。李不服，不断申诉，后被鉴定为“偏执型人格障碍，躁狂发作”，并被强制送往安康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协议上签字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教育局局长。
如今，李启东已入院半年多，期间院方多次上报表示他病情好转，可以出院，但一直没获得办案单位的批准。6月20日，李启东乘家属来探视的机会，用家人手机给律师打通电话，希望能想办法把他从医院救出来。
10天前的6月10日，与李启东有类似经历的“飞越疯人院”主角徐武出院。就在同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外发布了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全文（以下简称《草案》），面向社会各界征集草案修改意见。
《精神卫生法》能否改变李启东的命运？这部法律能否在保障精神病人权利和公共安全的同时，杜绝正常人“被精神病”？在《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各界人士对此讨论热烈。
精神病是否应纳入医保
面对日益庞大的患病群体及有关“被精神病”、“精神病院乱收治”等问题的报道屡见报端，国内出台《精神卫生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85年我国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至今，这部延续了26年、先后十易其稿却始终呼之不出的法律草案终于与大众见面。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说，我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但精神科医师仅有两万人，精神病的病床数为20万张，近70%左右的重性疾病患者没有得到规范化治疗。“《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既是为了保障精神病患者群体利益，也是考虑社会安全。近些年，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在社会上流浪，以暴力手段伤害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
目前，精神病尚未纳入医保，这是精神病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的重要原因。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主任石其昌建议，把精神病人全部纳入城市医保，由政府埋单。但目前的《草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饱受诟病的“被精神病”的问题，栗克清认为，这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法制问题、社会问题。他建议政府加大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加强监管，这样才能确保精神障碍患者得到适宜和必要的治疗，并通过监管来排除乱收治的行为。“精神卫生机构只有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让公众满意和放心。”
栗克清非常赞成《草案》规定的“各级政府把精神卫生工作的经费列入到本级财政预算”，他说，目前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精神病院在为生计挣扎，“在这种状态下，为了生存，就得想办法赚钱，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过度医疗的问题，‘被精神病’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谁来诊断精神病
在过去的10多年间，社会上对精神病人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让这一群体的法律权利逐渐失去保障，更让一些原本就没有精神病的公民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精神病成了打击报复的工具。
徐武案的代理律师、著名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草案》较以往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它突破了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局限，尤其是在结构上的转变非常明显，“《草案》确定了精神病人有拒绝住院的权利，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非法限制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等。”黄雪涛说，“虽然目前一些地方还有些争议和漏洞，但《草案》的出台，确实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黄雪涛同时也表示，“《草案》的最严重不足，是我们将继续接受精神科医生的统治，而不是法治。虽然这份《草案》看上去很美，但其实存在三大制度漏洞，即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实体标准问题；滥用监护权、近亲属之间侵权问题；患者住院期间的司法救济机会。”
东南大学法学院戴庆康教授也认为，医学上的专业问题当然应由医学专家来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否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医生在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中会不会掺杂主观因素，这些都需要建立司法复核机制予以监督和完善。复核疑似患者是否真的有精神障碍疾病，并且是否真的病到需要被强制住院治疗，这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手段。
谁有权送治和接出精神病患者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科主治医师杨磊称，临床实践中，一些非自愿住院的患者经过诊断或治疗，发现其根本没有精神病或者不需要入院治疗，这时医生为了患者考虑，会通知其近亲属或监护人接其出院。“但目前约定俗成的一点是，没有近亲属或监护人接，患者就不能离开医院。”杨磊说。
现在《草案》作出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的诊断，医疗机构要在72个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够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机构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
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持续参与《精神卫生法》起草和专家论证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既不耽误治疗和诊断判断，也避免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威胁公共安全。
但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睢素利、黄雪涛律师等人仍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构成法理上的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导致恶劣的社会后果。如“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强制送诊。
黄雪涛等人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本人，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
“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仍是“被精神病”潜在因素
现在，人们对于《草案》中规定的“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作为精神病患者强制送治条件，争议颇多。
黄雪涛认为，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收治的实体条件，这个标准太模糊，可能会出现被滥用的情况。过去几年中，轰动全国的“徐林东被精神病案”、“徐武被精神病案”都是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强制收治的典型。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刘瑞爽副教授也认为，“什么叫‘扰乱公共秩序’”，无法经过医学或司法鉴定来判定，很可能在现实操作中，演变成“上访”或在公共场所“拉条幅”这样的主观认定。
唐宏宇教授也表示，这一条款是防止“被精神病”的关键条款，但是目前由司法机关认定“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很难操作，应该将“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概念细化。
但唐宏宇认为，“在防止‘被精神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由于患者没有得到充分治疗而导致的公共危害”。唐宏宇提醒说，我国有1600万“真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其中有明确肇事肇祸等“危险行为”的患者约占10%。多数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是不愿接受治疗的，如果非自愿住院的标准仅限定在“已经或将要发生危险”的少数患者，并同时要由法院判断其“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则多数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进而导致病情恶化和精神残疾，以及许多本可避免的危害发生。“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时伤害无辜百姓的事件，比‘被精神病’事件要多得多。”唐宏宇说。
据了解，有民间机构日前向国务院法制办寄出建议，认为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会大大增加滥用的可能，如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言论等一般性的社会活动，都可能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后果堪忧。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梅轶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