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医师多点执业仍需政策配套

    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地区，昆明市的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备受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试点推行两年多来，各界仍然反应不一：患者拍手称赞，院方消极抵触，医生们按兵不动，谨慎观望，各方态度导致多点执业至今在昆明还是“叫好不叫座”。

    多点执业打通人才流动“瓶颈”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早在四五年前，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就公开提出应该探索医师多点执业。后经卫生部同意，云南省率先将昆明市列为全国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地区。

    2009年4月，昆明市制订下发了《昆明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开展试点工作。

    根据云南省卫生厅提供的数字，截至2011年5月17日，昆明市已有1223人办理医师多点执业，占昆明地区医师注册人数的5.32%。

    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徐和平用几句话概括试点工作的初步成效：促进了资源流动，方便患者就医，推广了医疗技术，规范了执业行为，还调动了医师的积极性。她认为，这些成效基本上达到了改革的目的。

    多年来，执业医师在注册点之外的场所行医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僵化的人事制度禁锢不了优秀人才的流动。许多专家以“会诊”等名义到各处“走穴”、“非法行医”，带来许多管理难题，也暗藏着医疗风险。

    多点执业顺势而为地打通了政策“瓶颈”，令医生们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地在业余时间靠专业技能和医德吃饭，也使作为稀缺资源的医疗人才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中共享。患者们不必到大医院排长队，在社区医院就有可能挂上专家号。

    根据昆明市的规定，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并取得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离退休、在职医师可以办理多点执业，最多可以在3个医疗机构执业。为减少患者的不合理流动，使群众能就近就医，专家们被大力鼓励深入到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

    “多点执业促进了人才流动，给基层医疗机构送去技术支持，也使无序的‘走穴’行为没有了空间。”徐和平说，昆明市卫生局观察到，去年昆明的医生“走穴”行为大大减少，管理压力减轻许多。

    徐和平表示，云南省卫生厅打算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在昆明经验的基础上，听取多方意见后已形成具体方案，正在征求意见中。

    为何医生们不太积极

    不过，5.32%这个比例与一些人的预想相去甚远。

    一位业内人士说。仅有5%的医生多点执业，远远解不了基层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的“渴”。

    理想和现实差距这么大，是为什么？徐和平认为，来自医院管理者的阻力和从业人员自身的压力是影响昆明医师多点执业推进的重要原因。

    一位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公立医院是事业单位，院方承担了医生全日制工作应该交纳的社会保险、工资和其他福利。“注册多点执业的大夫，哪怕只用20%的时间和精力为别的医院服务，我也觉得不划算。”

    其次，公立医院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为医生们的科研创造条件，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专家，却让别人受益，成本与收益不平衡。

    “在大医院，挂专家号的队伍排得老长，把专家放出去，岂不是把患者分流出去了，谁会干这么傻的事呢？”这位院长说。

    在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对待多点执业的态度十分开明，但似乎也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激励作用。该院的在职医生中，只有不到20位办理了多点执业。

    杨湛说，输出专家资源也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体现，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是省三院支持和鼓励的行为。有超过30位专家将省三院当作第二执业地点进行多点执业，但相比之下，本院医生不太积极。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医生们太忙。徐和平观察到，一些大医院的业务量十分饱和，但编制奇缺，医务人员都在超负荷工作，许多上手术的医生周末也要观察病人换药情况，很少能够真正地休息，这也导致他们无暇分身进行多点执业。

    另一方面，可能是政策环境令他们“有些顾虑”。一些医生担心，多点执业会影响自己的年终考评。

    按规定，“在职人员年度考核由其人事工资关系所在单位负责。”昆明某县人民医院的一位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本地一家民营医院曾经请他前去坐诊，他也动心了很久，最后还是婉拒了。“我打听了一下，我们县没有一个医生办理多点执业，我不想做第一个，而且还要院方签字，我怕领导对我有看法。再就是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科研任务又重，时间精力分配不过来。”

    配套政策滞后

    在杨湛看来，多点执业管理困难多，主要在于配套政策比较滞后。

    他认为，短期内无法彻底转变公立医院医生的身份，无法改变“单位人”或“体制内人”的培养模式，上述矛盾就肯定会一直存在，重要的是尽早厘清不同聘用机构的责任应该如何分割：“比如说，劳动合同怎么签，第一执业点和第二、第三执业点是否应该分摊医生的社会保险费用？培养机构和拟聘机构之间如何合理确认和分担多点执业医生的培养成本和使用成本？多点执业人员在不同执业机构的工作业绩、工作表现和职业素养，能不能够得到综合客观的评估？”

    杨湛认为，由于目前医生的科研对医院还有十分强烈的依附关系，以“谁培养，谁受益”的社会用人准则来看，作为培养机构的医院主张自己的人才“私有”权并无过错。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尽快对多个执业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研究和界定。

    但这并不是多点执业改革面对的最大难题，潜在的安全质量隐患可能是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需要更多考量的。

    “多点执业必定是建立在‘限时工作制’的基础上。但患者的疾病进程是不可控制的，他的病情变化不以你的工作时间为转移。你从A医院刚走，病人就出现了问题，可是B医院的专家号已经挂出去了，手术也安排好了，你是回来？还是去那边？”杨湛说。

    还有人担心，一些基层医疗单位将医疗安全责任全部寄托到前来多点执业的专家们身上，“把多点执业人员看作肥肉，不管是否具备保障患者基本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的能力，都想咬一口。如果随便一个小医院都请专家去做手术，手术是成功了，护理能跟上吗？”

    这位专家说，多点执业不能成为利益之争，应该对申请机构进行严格的资质审定。

    “多点执业应该强调输血功能，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造血能力。多点执业者应该成为学科引领人和疑难问题的指导者，而不是事必躬亲的‘打工仔’。”他说。

    本报昆明6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