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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里，尚残留着墨香的“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完全可以用图文并茂、设计考究、印刷质量上乘来形容，但在一口气完成“五书”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老教授楼庆西先生的眼里，还是有遗憾的，“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印刷的时候我没有盯在机器旁边，图片稍微印深了一点。”
坐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里的大方桌前，楼庆西先生用一种近乎“深情”的眼神专注地看着面前的这五本装帧精美的“五书”，看似有点“矫情”的说出他的小“不满”。不过，对于习惯于用眼睛来判断横平竖直到一毫米不差这般地步的楼庆西先生来说，他的这点“矫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那一点点“不满”很轻易地就被谈起“装饰之道”时的巨大兴奋与喜悦所忽略，抚摸“五书”的时候，81岁的老人家甚至像个孩子似的喜形于色。
献给关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人们
楼庆西教授说：
“我为什么要写‘装饰五书’？”
“我为什么敢应承‘五书’的创作？”“我为什么说雪花办了件大好事？”
由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资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执行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为什么会在今年单独推出“装饰五书”，在外行人眼里着实有点夸张，但在楼庆西先生看来，这却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因为中国古建筑的装饰恰恰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可以说是间接了解中国古代人文历史的百科全书。”
说起之所以对装饰情有独钟，楼庆西先生坦言是受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的影响。“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给梁思成先生当助手，帮他借借书，担任一些画图照相的工作。由于刚开始没多少机会画建筑，就学着画漆器，而林徽因先生是这方面的内行。虽然当时她生病需要卧床休息，但每当我们小组在梁先生家里开讨论会的时候，她在里面听到什么有感触就会发表意见。而梁先生这时都会跑进卧室听取她的意见，再出来传达给大家。像漆器上的花纹是手绘的，铜器上的则是铸出来的，风格不一样，包含的内容不一样，表现形态也不一样。她讲的很细很生动，讲敦煌石窟的花纹怎么从印度传进来的，怎么在唐朝达到顶峰的，这些促使我在画图过程中慢慢培养起了对装饰画的兴趣。所以，在日后的长期研究工作中，我一直对装饰特别有兴趣。”
说到这里，楼庆西先生还特别提到一件往事。为了纪念林徽因诞辰100周年，在为《建筑师林徽因》一书做资料收集工作时，从学院老资料里翻出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引起业界的瞩目。那是林徽因先生于50年代写作的“敦煌边饰初步研究”。题目看上去很小，但却从整个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说起，包括佛教怎么传到中国，敦煌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包括她对装饰纹样的变迁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关联的剖析。楼庆西先生说连当时中央工艺美院（那时还没有并到清华大学）的教授看了都非常佩服。
研究建筑，其实就是徜徉在文化的旅途上，这是由建筑所具备的物质与艺术的双重功能所决定的。对此，楼庆西先生颇有感悟。“建筑是个实体，像建国家大剧院、鸟巢，乃至当年建埃菲尔铁塔的时候，都是有其所承载的物质功能的，建筑放在那儿，就由不得人不看。那么，看了自然就会有自己的评价。当年很多人痛骂埃菲尔铁塔，觉得它跟巴黎古典建筑格格不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埃菲尔铁塔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性建筑。同样道理，别看现在对大剧院和鸟巢也是褒贬不一，但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片。”
也正是因为建筑的造型艺术特质，既不能像画家那样任意涂抹，也不能像雕塑家那样随意雕琢，当气氛与感受不能满足要求，特别是精神上的诉求时，就只能通过建筑物上的装饰来表达了。“建筑所表现的艺术只能是比较抽象的气质、氛围和感觉，比如这个建筑是崇高的还是朴素的，是装饰非常热闹的还是素净的。像故宫从武门进去，经过太和门，再到三大殿，很大的广场，很高的台阶，很大的建筑规模，会给人一种威慑力。但是想再进一步表现帝王的思想，就得依靠装饰了。到了故宫可谓无处不见龙，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所以，故宫的台阶、柱子、彩画、梁枋、藻井上，都有龙。有人曾统计过，说太和殿上上下下一共有12654条龙。这个数字可不可信呢？我曾经问过故宫的研究人员，对方就笑笑未予作答，因为这事儿谁也说不清。我曾经数过故宫的一个门扇，上面有四五十条龙。还有，用色彩也是一种装饰，蓝天下的黄色琉璃瓦，青绿的彩画，红色的门，红色的墙，白色的台基，灰砖的地面，很容易形成强烈对比。所以说，装饰是建筑艺术表现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也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
与中国古建筑独成体系一脉相承，独到的装饰亦呈现出中国人的审美观点，与中国古典绘画、雕刻有异曲同工之妙。楼庆西先生说，在和雪花公司相关人员谈论丛书内容时，自然就把装饰作为一个专题提了出来。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序列：“北京五书”、“民居五书”、“装饰五书”、“古都五书”和“园林五书”。
“我为什么敢应承‘五书’的创作？”
作为梁思成先生一手培养出来的助手，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做了一辈子的学问，称楼庆西先生为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丝毫不为过。但楼庆西先生却不愿意这么想，不仅如此，他还谦称自己撰写的“装饰五书”既不全面，也没有达到较高的理论高度。
“‘五书’分为‘千门之美’、‘户牖之艺’、‘砖雕石刻’、‘雕梁画栋’、‘装饰之道’五本。为什么这么分？中国的古建筑，从屋顶到梁架，从门窗到台基到墙体到地面，可以说无处不存在装饰，这就涉及到装饰的起因、手法，以及所涵盖的人物内涵。为此，中国古建筑的装饰可以有多种分法，一是按装饰所在的部位，另一种是按装饰所用材料与技法区分。而这套‘五书’是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将装饰分为五大部分来说的。”说到这里，楼庆西先生坦言这套书并没有包罗万象，甚至不够全面，“像彩画就没有写，屋顶也只是在‘装饰之道’里提到了一些，这个是需要说明的。另外一点，我并没有太过深入探讨。装饰作为建筑上的一部分，历来就有争议。西方建筑史由古希腊、古埃及开始，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哥特、巴罗特式建筑，装饰越来越繁复以致引起人们的反感，厌恶，甚至有人发出‘装饰是罪过’的过激言论。所以，后来产生了新建筑理念，干脆不要装饰。再发展一段，又觉得不要也不行，建筑太寡了不好看，就又恢复了，但这种装饰和过去的过分装饰又有了区别。那么，中国古代装饰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什么规律可循，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提高到美学上又有些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对这些，我就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
楼庆西先生谦虚地表示：“之所以敢应承雪花公司，写作这套书，就是为了普及，一个项目的普及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份遗产，我当然愿意将我所学所思的所有，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在专为“装饰五书”举行的小型首发式上，曾有业内建筑学者感慨这套丛书可谓凝聚了楼老先生的毕生心血，特别是书里大量的楼老拍摄的照片，唯有用珍贵才能形容。但楼庆西先生在首发式上，第一个感谢的却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当然要好好地研究了解。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份遗产有什么价值，公众才会有保护和传承的意识。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经常看到的许多建筑上的零件，以及这些零件的含义，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又是如何来表现古人的人生理念的。像一个徽商住家的门头上为什么会雕刻鱼、狮子、蝙蝠这些东西，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思想理念，乃至门上的对联，虽然不是建筑的构建，但和建筑密不可分，你一看对联，就知道门里头住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志趣。这是促使我写作这套书的一个原因，另外一点就是希望能做些抢救性的工作。像故宫、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都会保护得很好，只不过修缮过程中有些不同意见而已。但农村就不同了，我们在20年前调查的一些村落，有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呢，经过我们的挖掘整理，已经成为世界名村，并得以保护下来。这也是我们出书的目的。”
谈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楼庆西先生特别提到了梁思成先生在1932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他在最后一部分中专门提到了“今后之保护”，他说最有效的保护就是让国民知道这栋庙宇有什么价值，包括它的装饰、结构，以及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地位。只有大家都知道可贵的时候，就会自觉保护起来。楼庆西先生感慨道：“这是70年前梁先生就提出来的。而这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目的是一样的。在5年前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日时，曾搞过一个‘重走梁思成世界调查古建筑之路’，其中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是从四川李庄出发，重走1939年抗战期间梁先生调查过的地方，当时真是能体会到梁先生当年的艰苦。”
不过，那次的“重走”也让楼庆西先生生出不少遗憾，因为有些古建筑被保护了起来，但也有不少被自然腐蚀得已经面目全非。“四川那边石雀很多，但毁坏的不少。像有个地方建了公路，却又不把石雀挪开，结果搁在公路中间，长年被汽车尾气腐蚀，基本上风化了。”
这样的遗憾还有很多，所以，楼庆西先生坦言，“虽然我研究的并不深入，但要问我为什么敢出书，我就是想把我知道的和盘托出。这不是谦虚的话，把已有的资料整理出来展示给大家，才能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宝贝啊！其实，去年出的‘民居五书’也不全。全国有55万个村子，我们也就调查了100多个，区域不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没去，但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古建筑，然后去保护它们。”
“我为什么说雪花办了件大好事？”
希望公众能够有自觉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意识的同时，楼庆西先生也承认，中国的现代建筑已经开始走向垂直，而古建筑保护确实和现实的生活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中国古建筑讲究跟自然环境的和谐，尊重自然、不破坏自然，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但建造木结构房需要大量的木头，而大量伐木又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另外由于土地有限，建筑物只能往高了盖，这就决定了古代的有些传统就快要断层了。像北京鼓楼的菊儿胡同，四合院的环境很好，保护得也不错。但旁边盖起了三层楼，结果我住三层楼，你住四合院的一层楼，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你家里的活动情况，于是你就必须天天拉着窗帘。另外，现代人也没有多少机会到院里聊天散步，像我现在住的小区里就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在溜达了。生活方式变了，生活节奏变了，四合院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再加上占地，自然会引发跟现实生活的矛盾。同样，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古村落的规划保护上。古村落不像故宫，后者被定格在1924年溥仪被赶出去后就不再发展了，后人只是把它保护起来。但农村不一样，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人住在这里。譬如现在的绩溪人，住进古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花窗户拿掉，因为花窗户虽然漂亮，但既不通风也不采光，所以，干脆拆下来存放在阁楼上。而且耕地是有限的，有的地方可以给块新地，让古屋里的人搬出去，但有些地方却只能在旧的宅基地上重新整修房屋。所以说，只能选择一部分有价值的且目前保存比较好的保护起来，多数的古建筑只能任其被‘发展’掉了。”楼庆西先生说。
正因为中国古建筑保护已到了极为迫切的抢救性阶段，楼庆西先生直言，雪花公司办了件大好事。“去年出版‘民居五书’后，雪花还就此举办了一个‘民居摄影大赛’，参赛作品有6万多件，《大众摄影》杂志社社长就跟我说，这是非常少有的参赛人数如此之众的摄影比赛。想想看，6万多人下乡去寻找古民居，然后去拍去选去构图，去发现他们的价值，再在网上一传播，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难道不是件大好事吗？！”
作为搞了一辈子古建筑研究的学者，楼庆西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以前的羡慕，“搞古建筑研究太穷了，这项研究没有钱赚，去调查研究所需费用都要自掏腰包。以前搞调查都是住在老乡家里，记得去浙江诸葛村时，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是五块七，七角是主食，一斤米的价钱，五块是副食，那时就已经觉得很好了。所以，后来在电视里看到运动员身上衣服印着赞助商的名字，我就非常羡慕，我就想如果哪家企业肯赞助中国古建筑研究，哪怕让我天天穿着印着企业名字的衣服我也愿意。”
“后来呢，雪花来了，而且什么都不要求，就是让我们写书，写普及的书，写大众看得懂的书。这次在清华出版社出版这套‘五书’时，上面那行‘献给关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人们”给印小了，我当时就说，必须得恢复，因为这正是雪花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企业，赞助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
确实，在这套内容和重量一样厚重的丛书里，读者如果不细心，几乎看不到雪花公司的痕迹。这倒是和梁思成先生在做科学研究时一直以来的教诲相似，那就是深入浅出。楼庆西先生说，梁先生时常这样教导，自己做学问一定深入进去，但表达出来却越简单越好。往往是那些没有深入进去的人，表达起来才会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化。
在建筑学院并不算宽敞的资料室里，我们看到了不少堪称绝版的已经去世的建筑界老前辈的绘图作品，看到了梁思成时期留存下来的珍贵资料照片，看到了中国营造学社当年的作品，甚至包括当年从古墓里挖掘出来被称为建筑学院宝贝的“烫样”古董。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几代建筑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不懈调查研究，以及为我们展现的一幕幕属于人类遗产的历史画卷。而更让我们欣慰的是，这些极有可能被束之高阁却又闪现着人类智慧的研究成果，终于有了大方走出象牙塔的普及和传承。
留给我们这笔财富的是我们的老祖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笔财富的是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让我们看懂这笔财富的是楼庆西先生们。而深入浅出，是他们所遵循的共同理念。
撰文/曹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