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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6月26日，《戒毒条例》公布实施。这是2008年禁毒法施行后，为具体落实《禁毒法》而出台的首部行政法规。
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褚宸舸博士表示，《戒毒条例》虽然对《禁毒法》规定的各项戒毒措施作了细化规定，但戒断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之路并不顺畅，心理康复、行为养成等方面关键性的配套制度依然薄弱。
保护吸毒者隐私是亮点
23岁的王跃成是广东省东莞市首批戒毒社工，2010年5月，他被派驻凤岗镇禁毒办，从事社区戒毒工作，2011年1月他受聘到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担任兼职研究人员。
“很多吸毒人员惧怕回到社会，”王跃成说，他们不喜欢跟社工接触，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曾经吸过毒。
在《戒毒条例》实施前，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实施动态管控。这就是说，尽管戒断了毒瘾，可他们在外地只要使用身份证（如登记住店）的时候，就会被当地公安机关传唤并要求尿检。
“这对戒断人员的心理伤害很大，因为个人隐私和尊严得不到保护。”褚宸舸说，《禁毒法》虽然规定不得歧视戒毒者，但没有规定具体落实的措施，动态管控曾让戒断人员备受困扰，“吸毒污点很可能跟随他们一生，使得他们不论戒断多久时间，总有警察上门提醒他们”。
褚宸舸认为，较之《禁毒法》，《戒毒条例》在保障戒毒人员不受歧视方面作了具体的实质性规定。《戒毒条例》第7条规定，“对戒断三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
褚宸舸透露，下一步，公安部可能会出台相关细则，对消除戒断人员的吸毒记录作出明确规定。
社区戒毒宜以常住地为准
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正在参加社区戒毒人员5.88万名、社区康复人员8.4万名，戒断三年以上未复吸的达6.4万名。
“一个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脱毒、康复、社会帮教3个连续的阶段。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只能完成生理脱毒，后面的工作没有跟上，就造成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褚宸舸说。
较之传统的隔离式戒毒模式，社区戒毒是把吸毒人员放在其生活的社区，由有关的基层组织和机构进行戒毒管理，更注重通过各种心理矫治、就业培训，使吸毒人员有机会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心理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切断吸毒诱因。
但是，社区戒毒实施起来最容易落空，最容易走样。
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吸毒人员离开强制隔离戒毒机构后，应该回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继续巩固戒毒。
“这样的衔接方式对很多外地籍吸毒人员来说，并不有效。”褚宸舸说，社区自身不能强制他们回去，而公安机关也没有这样精力物力将其移送回户籍地，只能流失到社会上，复吸的可能性很大。
褚宸舸认为，社区戒毒应该由戒毒人员常住地的社区负责，“所需费用不妨通过户籍地与常住地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
社区戒毒应机制先行
在戒毒康复人员眼里，王跃成这样的社工只会聊天，提供不了实际帮助，“他们会说，你能给我找到工作、找个女朋友吗？”
按照《戒毒条例》的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戒毒工作小组应当制定社区戒毒工作计划，采取教育劝诫，职业技能培训指导，就学就业就医援助等措施对社区戒毒人员进行管理、帮助。
说易行难，王跃成要做的，庞杂而艰巨，“都是锻炼公关能力的”。
“比如，服务对象避而不见，我们就去跟公安部门沟通，是不是能看看他们的档案。”王跃成说，诸如此类的沟通工作非常多，要知道吸毒人员是否有病，他们要去找医院、防艾办；要联系就业，找的部门就更多了，劳动局、民政局、团委、就业办，“我都去过”。
王跃成坦言，这样的协商沟通是一人一议，一事一议，并没有制度保障。他们两三个人要帮教100多个戒毒人员，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希望能有顺畅的运行机制”。
褚宸舸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调研发现，这种现象在社区戒毒工作中很普遍。“目前，地方的禁毒委员会实行联系会议制度，其常设机关禁毒办多设在公安机关的禁毒处（或大队）”他说，少数禁毒委成员单位仅挂名、社区不务实，禁毒办对其他机关和社区工作不是垂直管理，而且公安机关的精力和重心主要在缉毒方面，警力也不够，这造成社区戒毒工作有时往往不能落实到位。
王跃成说，人员总在流动，有效的帮教工作机制尤为重要，“帮教一个吸毒者十几年都不为多。”
本报记者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