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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雅庐书场是在和这座城市拥有的岁月做生意。
这家有91年历史的评弹书场，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卢湾区，顺昌路315号——但要从后门进去。
6月末的一天，86岁的陈元禧照旧穿过那条冗长的弄堂，出现在雅庐书场门口。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半。他摇着手里的一柄折扇，抱着一只黑色的尼龙公文包。1994年退休后，陈元禧每天都到这里听评弹，尽管排队的情景早就不复存在，但他还是保持着第一个到书场的习惯。
“我从小就听书，现在没地方晃，还能去哪儿呢？”由于上排的牙齿掉了几颗，他的声音就像一张没有调好音的古琴。“50年代哪个书场我都跑跑，大华、米高梅、仙乐呀，都去看看。大华条件好，现在不开了，没人听了，开了也坐不满。这里，以前也有300多个位子呢，搞到最后只有100多个了。”站在这条即将被拆除的弄堂里，他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完了苏州评弹在上海半个世纪的境遇。
陈元禧提到的那些地方，早就消失在这座城市中了。他身后的雅庐书场，是目前上海市区内唯一还在坚守的专业书场，从1920年至今，见证着评弹的起起落落。
评弹曾是上海滩仅次于电影的第二大娱乐项目。150年前，苏州评弹传入上海，软糯的音调和生活化的故事，让它很快融入上海的市民生活，并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书场林立是评弹繁荣的最好证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曾有书场近600家，每走几步，就能听到路边传来的三弦和琵琶声。
如今这样的景象不复存在。开旅馆、开录像厅、出租门面，靠这些雅庐书场撑下来。现在依靠政府补贴，雅庐还在顺昌路上维持着。但属于卢湾区116号地块的书场即将搬迁。这块地的开发商是一家外资公司，其组建方之一在10年前让一公里之外的石库门改头换面变成著名的“新天地”。
书场
近几年，顺昌路靠成人尿片批发生意出了名。想要找到雅庐书场，如果不认识老弄堂，首先得耐心地经过沿路花花绿绿的尿片包装袋。315号，正门是一家碗碟批发商铺，“雅庐书场”4个红色大字就在店铺上方。要进到书场里面，还得拐进弄堂，绕到后门。
陈元禧在书场附近溜达着，经过这家碗铺时，他停住了脚步。这里曾经是雅庐书场的大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评弹听众急速下降，书场只能用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两半，临街的那部分出租出去。如今，租户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卢湾第一勺”，为附近的大小餐馆配送碗碟。站在雅庐书场的走廊里，还能听到隔壁传来的生意争吵声。
顺昌路的商户像评弹听众一样含蓄，这里很难找到那种总在重复同一句话的劣质喇叭，穿着睡衣的老板只是用一句“看看”来招呼你。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只有现场拆迁办公室门外大红色的“标准统一，操作透明”标语，以及这家碗店门口摆了一地的瓷盘瓷勺，被人拈起时总是乒乒乓乓一阵作响。
在雅庐书场内，拆迁的话题远不如上海的菜价和白内障手术更能引起人们共鸣。“房子要拆了，书场会搬到别的地方，书场不开是不可能的。”每说几句话，陈元禧就举起左手腕看看表，“早呢，有的等了。”
11点半开门，12点卖票，1点半评弹开场，3点半结束。一档书连续说半个月，单日票5元，半月联票60元，茶资已包含在内。书场和其他的剧场并没有太大区别，舞台上一桌两椅，两架麦克风，台下8排红色翻背靠椅，122个座位，只是雅庐辉煌时期的三分之一。
陈元禧是苏州人，4岁时随父母到上海，年纪稍微长一些，就开始往书场里跑。上世纪40年代正是苏州评弹的好时候，集中在上海南市区的书场开始向租界扩展，不仅茶楼里有评弹，饭店、舞厅里也开起书场，甚至在大世界这种游艺场都开辟了评弹场子，就更别提收音机里每天那103档评弹节目了。
“假如你看腻了好莱坞大腿片，或者厌恶咖啡馆、舞厅的繁杂的气氛，你不妨花3000元的茶资，躺在藤椅上去享受一番嗑瓜子听弹词的乐趣，那里会告诉你，上海的有闲阶级们，另一种生活方式。”在1947年某期的《新民晚报》上，一位记者这样鼓动着他的读者。
那时，雅庐书场还在柳林路48号。在当时的上海，它只是一家二三流的普通书场，座位不多，经常客满。如果硬要找出某些特别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办人之一，是著名的评话演员蒋一飞，因此在聘角方面更便利一些。1959年，公私合营后的雅庐书场从柳林路搬到顺昌路，和同乐剧场合并。做了多年伙计的钱关根先是出任工方代表，后来变成这家书场的经理。
在一些个体记忆里，这家普通的小书场却形象清晰，地位不可替代。75岁的评弹女作家徐檬丹已把童年大部分记忆都淡忘了，唯独记得和父亲去雅庐书场听书的事情。那是抗战胜利前的一两年，徐父失业在家，偶尔谋到一个好差事，赚到几个大钱，就带她去听书，且还要买零食给她解馋。雅庐是小书场，没有火腿粽子、鸽蛋圆子、面筋百叶、夹沙丁定胜糕，但是黄莲头、金花菜、咸水果玉、油汆茨菇片和甘草梅子也足以让这个小姑娘心满意足了。
对于零食的记忆，陈元禧已经很模糊，他只略微记得书场里有茶喝，有点心吃，还有一片磕西瓜子的声音。
11点过后，书场还没开门，陈元禧又看了看手表。戴着一顶牛仔式草帽的“马克思”这时出现在弄堂口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头发盖过耳垂，才得到这个称呼。他背着手、趿拉着一双拖鞋走过来，T恤衫上印着几行英文，“the symbol of freedom（自由的象征）”。
“还没开门啊？！”他走到陈元禧跟前，中气十足地说。
听客
雅庐书场里有“马克思”，还有一位“汪司令”。
“汪司令”总是戴一付墨镜，随身的还有一台在老西门二手市场花100多元钱买的播放器，他把电脑里的越剧、评弹一股脑地装了进去。在走廊长椅上等待的时间里，他喜欢把音量扭大，翘起来的那只脚一晃一晃地打着拍子。可有人偏要盖过他那电子设备发出的声响，“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再”，一位老听客一字不落地唱起“金嗓子”周璇的《何日君再来》。
在这里，熟悉的听客们互相取了外号，陈元禧被称为“陈家爸爸”，还有“马克思”“汪司令”和“美国人”。50多岁的，只能被模糊地称为“小×”。比如常拎着一袋香蕉来去匆匆的小张，她56岁，坐在书场里总是喜欢用胳膊肘撞撞你，眼睛却仍盯着舞台，“好听，好听！”
中午12点还没到，售票口仍旧被一块遮板挡住，检票处的门也还没打开。陈元禧安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望着门外出一会儿神，或者从提包里拿出报纸看几眼。
这一天演的是弹词《九·一三事件》，现代书，讲的是1971年林彪外逃的故事。书场外的橱窗里已经挂好了下半个月的节目表，传统书，评话《姜子牙与闻太师》。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评话又被称作大书，只说不唱，一般演《三国》这样的“武侠片”；弹词是小书，且弹且唱，大多是像《描金凤》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每个评弹演员都有自己的“看家书”，因《描金凤》红极一时的演员夏荷生，就被人称为“描王”。
鼎盛时，书场一天能有三四档演出，演员要雇一辆黄包车在附近赶场。据说，一位知名的评弹演员甚至买了辆哈雷牌摩托车，穿梭在各大书场间。每年春节，评弹界还有年终大会书的传统。四马路上的汇泉楼书场，在那一天有20多档同场演出，书场几乎彻夜通明。这一传统直到1954年才被取消。
1949年后，为了适合新形势，评弹作家创作了一批现代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寨人》、《黄继光》等，在当时也颇受欢迎。1962年，曾有一位评弹演员在雅庐书场演唱《古巴必胜》的开篇。演出完毕，台上台下响起了一片“美国必败！古巴必胜！”的口号声。
67岁的张伯令就更喜欢现代书，理由很简单，“听过以前那些名家唱的传统书，听不了现在这些人唱的。”
张伯令和妻子差不多是书场里唯一说普通话的一对夫妻。1964年，他离开上海到大连一家仪表厂工作。妻子是大连人。2007年张伯令退休，他们搬回上海定居。在大连时，他起初靠听磁带过过评弹瘾，后来索性花钱买了个机顶盒，就为了看几眼上海的“七彩戏曲”频道。
回上海后，张伯令花两年时间办了两件事，第一，习惯新上海，第二，寻找老书场。尽管有一些社区文化站里开了书场，但那不是他儿时熟悉的书场模样，何况文化站也不是单单说书。
他记得浙江路上有很多书场，福州路、旧时的四马路上也有不少，大光明电影院旁边还有个大沪书场，还有那个沧洲书场，舞台后面都有座位呢。如今这些全都消失了。一个崭新的上海突然出现在面前，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上海后，张伯令摸索着找到了上海评弹团，并在评弹团楼下的乡音书苑花1元3角钱买了一张全市书场的节目单，终于算是找到了“组织”。那一天是2009年的7月28日，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具体日子。
让张伯令印象深刻的那家沧洲书场，曾是上海面积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新式书场”，座椅全是白帆布带靠背的。不过这家书场在“文革”中关闭，再也没有恢复。
1966年，雅庐书场改名为“红旗书场”，没过多久即停业。经理钱关根被调到大众剧场，顺昌路315号从此变成了仓库。
不仅是雅庐书场，由于评弹被批判为“毒草”，上海的书场大部分都关门了，只剩西藏、大华、静园3家，并且只能演出“三突出”的“新书”。曾经红极一时的评弹演员也受到冲击。比如朱慧珍，她被誉为“金嗓子”，用“迷魂调”唱的白素贞悲切动人。1969年，她从距离雅庐书场不远处的重庆公寓上跳楼身亡。
演出
上台之前，评弹演员徐长青随意地穿着一件跨栏背心，倚在最后排的位子上和听客们聊天。看见年轻的听客，他的脸上掩饰不住好奇与兴奋，“你来听书？听得懂吗？”
电铃响了两次，1点半，一束橘光打到红色帘幕上，随即帘幕一跳一跳地拉开。徐长青已经换了一身白色长衫，他的搭档叫袁莉莉，穿的是黑底绣花旗袍。台下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
两人各有两套乐器，一套琴弦朝下扣在桌子上，一套侧立在座椅旁。桌子上只有两杯白水，一块惊堂木。两人低头调好音，正了正坐姿。袁莉莉一双涂满红色指甲油的手扣在琵琶上，“请听开篇，《王熙凤》：为人何必太机灵，大智若愚含义深，谁人不识王熙凤，八面威风坐荣宁……”台下逐渐安静。在评弹里，开篇和正书并无太大关系，是演员用来试嗓、镇场的。
一曲唱完，服务员拎着一只铁壶给听客的茶杯里加水。徐长青整了整领口，用毛巾擦了擦嘴，“啪”，惊堂木一响，正书开始。陈元禧戴上眼镜，而有的老人已经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48岁的徐长青是苏州人，他18岁登台表演，如今是上海东方评弹团的演员，每年有210场的演出任务。他总是显得很忙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在二楼演员休息的房间里，他边扣着衬衫扣子，边说。
在这个圈子，票房好的演员被称为“响档”。为在竞争中胜出，上世纪40年代，上海7档知名演员联合成整体，一起演出，几乎垄断了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知名书场，演到哪里，哪里爆满。有人在报纸上骂他们是凶神七煞，“七煞档”的大名由此而来。
那时，上海不仅有“七煞档”，还有“评弹皇帝”“评弹皇后”。1948年《书坛周刊》举办评选时，读者投票踊跃。最后，一位名叫严雪亭的演员得票最高，荣膺“皇帝”。他总是单档表演，一人扮演葛三姑、小白菜、知县、醇亲王、扬州太太、绍兴师爷等多个角色。曾有传说，他一天就能挣到一根一两的金条。有人亲眼见过，严雪亭在雅庐书场说《杨乃武》时，连三轮车夫都停下来不走了。
如今“响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根据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的统计，目前，江浙沪三地只剩下13个评弹团，还在演出的评弹演员为172人，而这三省市共有书场173家——按一个演员一家书场算，竟然无法填满。
目前一位普通演员一场的收入大概在100到150元。由于收入不高，许多专业演员宁愿去旅游景点唱“背景音乐”，甚至因此推掉与书场的合约。还有很多演员下海做生意，特别是优秀的年轻演员。“越是优秀，越早看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上海一家评弹团的负责人无奈道。
“以前演员是为生计而搏，现在叫混饭吃。”雅庐书场现任经理吴继平说，“过去的演员早上爬起来练嗓子、排戏，哪怕这个书天天说。现在呢，晚上搓搓麻将，到快开场了才起来，也不吃，说完了再下去搓麻将。”过去，还是书场服务员的他，经常能在书场里听到老演员带着徒弟背书、甚至因说不好责打徒弟的声音。
吴继平是1983年从部队转业到雅庐书场工作的。1978年雅庐书场恢复营业，原经理钱关根被调了回来，与转业军人、雅庐老职工还有其他剧场调来的工作人员组建了新的班子。
曾经繁华的书场已经空空如也，只能用两根毛竹从靠背木椅底下穿过固定住，一排5个座位。简单打扫一番后，书场开业了。吴继平记得，他来的时候，从办公室的房顶还能望到天。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雅庐书场却迎来了“文革”后评弹的新高潮。书场重新开门，评弹演员又可以出来表演，传统书目也恢复了，甚至还有人根据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了一档《倚天屠龙刀》。那时，大书场的经理常常亲自到小书场挖掘演员。大华、西藏、雅庐这些知名书场主管业务的经理，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互相推荐能“出生意”的好苗子。
“以前的那种辉煌是不可能了。”在装修一新的办公室里，吴继平这样感叹。这段短暂的辉煌后，评弹在上海又滑入低谷。
客满
还有一天，售票员小纪就要退休了。
到雅庐书场前，小纪是曾经的上海四大书场之一——大华书场的售票员。西藏、大华、仙乐、静园这4家大型书场都是由舞厅改造而成，音响设备好，通常有800-1000个座位，是上海最顶尖的评弹演出场所。仙乐书场曾为中篇评弹《红梅赞》做过户外霓虹灯广告，“红梅赞”3个大字在夜晚闪着红莹莹的光，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对于过去的辉煌，小纪不想回忆更多。“我们那里有800多个位子呢，很多有名气的人都去过。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的。”她低着头摆弄着一只触屏手机，漫不经心地说。
由于大书场地处城市主干道附近的“黄金地段”，拆迁改造的推土机首先驶向它们。上世纪80年代末，这几家书场相继关门，改头换面成了服装市场、美食市场甚至仓库。相对隐蔽的雅庐书场反而得以保留。
1990年大华书场关门，原址建起了商业楼宇。小纪被调到同属于卢湾区文化局管理的雅庐书场。对于评弹，她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书场里正说到“九·一三”事件中的“汪庄风波”，小纪在不到10米的走廊另一头，坐在售票亭里数着票款，丝毫不受影响。
书场一天收入几百元，少的时候还不到100元，这样的情况和当年没法比。“那时候排队，排得很长哎。那时候娱乐生活比较少呗，没有搓麻将、看电视呀那么丰富，人家都来听听书嘛。”她说。
在那个文化饥渴的年代，不管说什么书、谁来说，书场几乎都能客满。有的学校礼堂里也开了书场，居然还是“客满”。
雅庐书场曾经做过一块木板镂空的“客满”标牌。后来木板赶不上潮流，书场又订制了“客满”的霓虹灯，就挂在休息厅里。那时吴继平还是书场服务员，他记得最忙的时候，雅庐一天有4档演出，烧水冲茶都来不及。
这块“客满”的牌子连同霓虹灯，早就被前任经理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不知道以什么样的面目在这个城市存在着。曾经悬挂霓虹灯的门脸下，如今是那家碗店，在堆满了瓷勺瓷盘和不锈钢水壶的店面里，实在难以想象出当年的模样。
尽管火爆，但由于门票便宜，仅靠评弹还是赚不了钱。于是雅庐书场“集体下海”，在二楼办起了招待所。几间房子略微收拾了一下，借了床和被子，就是“雅庐招待所”了。房间一共8个，最多一间可以睡8个人，职工自己洗被子，还要去火车站拉客人。当时正值乡镇办厂的热潮，许多乡村业务员到上海找关系，旅馆一下紧俏起来。最热闹的时候，晚上那档节目散场后，还要在书场里加床。
小纪所在的大华书场没能撑得像雅庐这么久。如今，雅庐要搬迁了，她自己也要退休了，但她并无太多伤感。
倒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听客得知小纪要退休，特地来书场看她。“今天，老太婆本来叫我出去搓麻将，我说，不去。”他站在狭窄的走廊里，这么说。
小纪笑了，“还有一天呢。”
“送你点什么？”
“我一样也不要，心意领了。”
“小纪，接班人是谁呀？”另一位听客坐在椅子上问。
“我不知道，总归有人来的，雅庐不可能没人卖票呀。”
散场
中场休息10分钟，80岁的袁焕章打算到书场外透透气。在这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清晰地记起了一句“祈调”的唱词，因为调子低沉柔美，上海人更喜欢叫它“催眠调”。“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张开嘴哑着嗓子唱了起来，露出只剩一颗的门牙。
袁焕章听了60年的评弹。他喜欢坐在女演员正对面的位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年轻听客递过来请教的本子上，他慢吞吞地写下了“皇后范雪君”这5个字。
范雪君是评弹女明星，能说一口清雅甜润的普通话。她曾专门请过国语老师，还向周璇学过唱歌。表演《秋海棠》时，她融入了当时流行的话剧形式。袁焕章在沧洲书场看过她的表演，至今难忘。如今，这位女演员去世已有16年，沧州书场也已经关门43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雅庐招待所开不下去了，大家决定办录像厅试试。那时上海聚集了一批修建南北高架的外地民工，晚上爱在录像厅消磨时光。吴继平跟经理乘坐半夜12点钟的慢车去义乌买录像带，早上4点到站后，没钱住旅馆，就在火车站睡一会儿。
评弹和录像在雅庐书场交替进行，下午一场评弹、一场录像，晚上一场评弹、一场录像。周末还有录像的通宵场。住在书场附近的居民还记得，路过这里总能看见花花绿绿的录像海报。
然而随着电视、VCD在家庭中逐渐开始普及，录像厅终归也没有撑到最后。90年代末，评弹越来越不景气，雅庐书场只能将一半面积出租。那个曾经悬挂霓虹灯的休息厅，那扇四开的大门，只能出现在照片和回忆中了。
2003年，雅庐书场从自收自支单位调整为区文化局下属差额拨款单位，经济负担减轻了。但在评弹整体的颓势面前，这种变化显得有些尴尬。有一年，在事业单位招人的面试现场，吴继平问一位报考了雅庐书场的小伙子，“你知道书场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吴继平没再说什么，这个回答让他又好气，又好笑。
吴继平被分配到雅庐书场前，也不知道书场是什么，那是他第一次听评弹。如今年纪大了，他反而越来越喜欢这种能让人静下心来的艺术。“现在的年轻人，最好就是1个小时把这些故事从头到尾讲完，那不是评弹。评弹很细腻的。有个笑话，小姐从楼梯上走到楼梯下，你知道走了几天？16天。”
他的孩子今年15岁，对评弹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吴继平表示理解，“我老婆都不要听，别说他了。不过至少他还了解，他的同学可能连书场是什么都不知道。”
袁焕章的孙子同样对评弹毫无兴趣。“孙子现在大学毕业搞摄影，他结婚照拍得好。”他很得意地说，随即又抿着嘴摇了摇头，“他不想听，儿子也不听，老早我老太婆没有死的时候，我带她出来听书，我老太婆死了8年啊，糖尿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她走了，我就一个人了。”他嘟囔着。
上海的年轻人，确实大多不知道“书场”为何物。他们把顺昌路称为“新天地后面的那条尿片街”，却不知道这条原属于法租界的街道也曾很有“腔调”。它本是用一颗颗圆润的鹅卵石铺成，车子行驶在上面，总是慢吞吞的。当然，这一切早就被沥青层层覆盖，无处可寻。
提起雅庐的未来，吴继平说自己也不清楚，“要等拆迁之后才知道”。不过他已经开始筹划送评弹进“新天地”的事了。
“这是一个错位的存在，是这座城市穿越回过去的时光隧道。”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上海年轻女孩这样说。为了升学考试，她曾学唱过几句评弹，却从来不知道书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看到了雅庐书场的照片，打算抽时间去看看。“它被很多人遗忘，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就好像妈妈突然有一天给你一个祖传的镯子，然后讲了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3点一过，陈元禧拎着他的黑色尼龙包走了出来，他要回家吃点心去了，晚饭后躺在床上再听听收音机。
散场后，小纪要和其他服务员一起打扫书场。还有一天，她就要退休了，有人给她送了两根香蕉和一块光明牌冰砖。
门上的插销已被提前放下，轻车熟路的听客们都颇能把握起身离开的那个时间点——台上的书还没说完，剩最后一分钟，台下噼里啪啦一片座椅翻响。
本报记者 王晶晶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