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被人称为“新党史”。识“货”的读者都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花16年时间编写的这部党史，对一些重要问题、重大事件的叙述有新的突破。
作为“70后”，我虽然没有鉴别的资格，但还是勾起我阅读的兴趣。就是想看看这部书跟自己以往从各种传媒上了解到的“党史”有啥区别，又“新”在何处？
当书拿在手中，虽然谈的事很沉重，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却真的悄然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改变，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谓实现了重大突破、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思考也体现出新思路。譬如，“党史二卷”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就令人耳目一新：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执行负有责任，但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成邓小平复出工作。同时，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这种在重要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跟20年前对介绍华国锋的“惜墨如金”，评价华国锋“仅领导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功”的“一句点评”比起来“判若两人”。再比如，《新党史》没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而是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对高、饶的错误进行了叙述和注释。
无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二卷”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比起文化市场上兜售的“个人回忆”或所谓“理论探讨”的“一吐为快”来，表现得谨慎得当。
“党史二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问题的评述，严格恪守了“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的原则，但补充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使得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变得有血有肉、细致严密。
譬如，在回应“文化大革命”事件上，本书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观点的同时，对许多细节进行了补充，达到了“看似未变，却有新意”的效果。在分析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诱因”时，指出了毛主席也有“防止和警惕帝国主义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多层面解释“文革”的“诱因”，似乎更易于当代中国人的理解。至少对帮助像我这样的“70后”真切理解那段历史、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做到以史为鉴确有好处。
此外，“党史二卷”对新中国成立初外交“往苏联一边倒”、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优先重工业发展战略、炮击金门事件等重要问题也作出了新的注解。
读了“党史二卷”，我感受较深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问题叙述的突破、细节的改动，能够让我们从过去的误传中走出来、距事实的真相更近一些。这似乎也满足了中国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理。再说，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彰显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赵柒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