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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短短的新闻温暖了所有看到的人：“孝感学院大二学生杨力伟（化名）收到骨髓库通知，他的骨髓和上海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为挽救病人生命，他必须在7月4日到达北京空军总医院。而此时正值小杨期末考试，弃考影响毕业。小杨毅然决定弃考救人。学校得知后决定，全系为此统一更改考试时间。”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了这个第一次来北京的“90后”。
90后：“我不告诉你们！”
在北京空军总医院，记者第一次见到的杨力伟，是一个典型的“90后”。穿着白T恤、运动短裤、白球鞋的他和医生说说笑笑，经常说着说着，就抱着枕头“扑”一声倒在被子上。
他在QQ上提前告诉记者：“其实我还想来检查一下我的青春痘。”当然，后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只是年轻时的暂时现象，以后会消退的。”
第一天到达北京的杨力伟压根儿不接受媒体采访，只挥手说让拍背面，昨天就让拍了小半个侧面，而在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杨力伟正面面对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摄像师拿很亮的射灯照着他的脸，说话的时候，他的双手在膝盖上不停地摊开又合拢。
当央视记者要开拍时，有医生说：“这设备值钱啊，几十万几百万元的，比人都值钱吧？”20岁的杨力伟却半开玩笑地争辩了好几句：“机器不可能比人命值钱吧！”
央视采访完后，这个20岁的大男孩马上倒在了床上，双手捂着脸：“我不吃饭了，不想起来，你们带饭来给我吃就行了。”直到下午3点医生敲门，他还是趴着睡的状态。听到知道他真名的医生笑着喊“杨力伟，起床啦”，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杨力伟的学校在湖北孝感，当有记者问：“你老家在哪儿？”他笑着往后一退：“我不告诉你！”他还晃着手机说：“这两天接了七八十条短信啊。”记者伸出手去：“能看一眼吗？”他立马收回手：“手机是私人物品！怎么能给你看。”
他至今还瞒着父母。“我妈妈是个脾气直的人，如果提前被她知道了，怕不知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当面跟她说。”他这两天对媒体说得最溜的一句话是：“我没授权你们播，要是播了出了什么问题，都是你们的责任！”
“后来都被采访累了，就看电影，过了十多分钟再看看和记者聊天的QQ屏幕，再回一个说，‘哦，我刚才在看电影。’”
对着陪同的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工作人员章晟，杨力伟时而会袒露出不理解、不耐烦：“为什么都来报我，不去报隔壁新疆的捐献者啊？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嘛！”
章晟在接受采访时，杨力伟跳到靠墙的床上，一会儿看手机，一会儿又在镜头外对章晟吐舌头做鬼脸：“过会儿绝对让你笑场！”
这是杨力伟第一次来北京。到京第二天，北京的表哥带他逛了天安门、故宫，表哥一家人知道整件事，帮他瞒着家里人。“我还想去三里屯，听说有数码产品，我想买个iTouch（一款数码产品——记者注）。”他实话实说，后来他们去逛了中关村，并没有买到。
到京第三天，晚上要和干细胞捐献的“爱心大使”吃饭，杨力伟翻包倒柜找刮胡刀。他想要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一个签名。“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他是经济频道的，我看过他节目的一些段落。”
“你知道芮成钢有一些‘雷人语录’吗？”记者转述了一些。
“不知道啊！这有什么大不了！”杨力伟马上反驳了回来。
“我微博上面@（微博上的一种联系方式——记者注）了芮成钢，我说希望他能给这个患病孩子宣传募捐。我估计他当我是骗子，没有回，他有很多事情要忙吧。但我开玩笑想，你不关注这个事，以后也许很多人要关注你了。”
第一天，好多家媒体来采访，一边给外婆打电话，身边记者的相机发出“咔咔咔”的声音。“我外婆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我想千万别让我外婆知道。我外婆在家里最宠我，她要是知道了，估计我就献不成了。”
“一开始知道我和患者高分辨配对成功时，我还觉得很荣幸。但后来就开始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其实最先考虑的不是要不要救这个患者，而是如何过我家人那关的问题。我家属于一直过得比较平静的家庭，这种事对家里人来说，绝对算大事。
“我自己一开始也有顾虑，虽然上网查了说跟普通献血差不多，但还是担心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可是我一想起来对方是一条生命在等着我，我就不犹豫了。那个患者今年12岁，和我一样是90后，而且谁没有过12岁呢，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交的朋友也是最纯真的朋友。真应该开心地过下去、玩下去，而不应该这么早走……”说着，小杨开始哽咽，眼眶湿了。
“我这个人比较感性，最近一提起那个孩子，就忍不住……”小杨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一个12岁的孩子，要是没人帮他、救他的话，生命可能就这么结束了，想想就觉得很可怜。”
当章晟又一次接到电话，告诉他有媒体想要“抢独家头版头条”，杨力伟忽地一下把头埋进了枕头里，朝天花板抬起手挥来挥去：“谁想要头条，叫他从500元开始起价！谁价最高，头条就给谁，然后把钱都捐给上海那个孩子！”
“我想我中奖了”
在中华骨髓库中，对患者做低分辨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测试后，通常能找到10个左右配型相合的捐献者。分库工作者就会联系捐献者：“现在有与您适配的患者，您是否愿意捐献？”
这样的初筛，回复的时限是两个工作日。医院将初筛汇总，收到从最理想配型开始依次往下排序的捐献人选报告单，“我们通常是按年龄，身体条件好的年轻人优先捐献，年老体弱者靠后。”空军总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朱玲说。
陪同杨力伟的章晟，4年前也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当年接到电话时的心情，正如2011年的杨力伟看到章晟邮件时的心情。“虽然我加入了骨髓库，但是我想怎么可能呢，一定是骗子吧！”
当后来章晟在QQ上和他越说越多，杨力伟才逐渐意识到这是真的：“我觉得我中奖了，而且这次是中大了。”
之后，骨髓库会开始做期限两周的“再动员通知”。“你家里是否知道你参加了捐献”是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的工作人员章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
中华骨髓库的登记者中，最多的就是大学生，他们在湖北分库中占了58%的比重，其次才是警察、公务员等有固定工作的人。“他们有时候是一时冲动，或者学校里在宣传，就跟着别人加入的，存在一定的流失率，有的人会反悔，而更多人因为毕业离开，换了电话地址，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低分辨测试下配型相合的捐献志愿者同意了，就由医院再做高分辨的测试，全国共有7家有这个资质的实验室，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深圳、哈尔滨等地。
“网上有人传什么5万元买捐献骨髓，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测试费是每个人3100元，这对患者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个负担。“通常会选择两位较合适的捐献者做配型测试，再加上患者自己，这一项的费用就近万元。我们遇到过，有患者配了六个捐献者，高分辨测试都不相合，只好再找第七个。”朱玲医生说。
通常患者家属需要预交2万元，作为医院各项体检、测试、捐献者的来回路费等支出，多退少补。“通常都是肯定够用了，有少数超标也主要是因为交通费，比如我们曾经接受过贵州的捐赠者，本人再加一位陪同家人，来回飞机票就好几千元了。”朱玲医生说。
引人注意的是，这2万元中，还包括了给捐献者的5000元“误工费”。“我们不太提倡说这个，因为不想把‘捐献’和这5000元钱画上等号。原本造血干细胞就是无价的，而捐献者也是有人道主义的无偿精神。设置这样的补偿，只是因为捐献可能要耽误志愿者好多天的工作时间，而他的单位并不一定会支持，我们不能让患者又献血、又受经济损失。”
“地下工作开始了”
“高分配型”成功后，医院才给志愿者发来体检通知。“5月中旬高分辨结果出来以后，章晟告诉我配上了，他又给我联系做健康体检。”小杨说，“我知道结果时，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就给我妈妈发了个短信，告诉她‘我配上了’。我妈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华骨髓库的人找我，但她也许觉得我不可能配对成功，就一直没太问。”
随着测试的顺利进行，章晟的心逐渐放下：“从最初配型成功，到最终配型、体检都通过，通常几率只在20%，我们始终担心这一关能不能通过，而小杨都适合。”
但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老家，母亲的心渐渐变了。“短信发过去，我妈当时没表态，我以为她就是默认同意了，谁知道她后来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去。”
第二次家里和杨力伟做了“正式谈话”，是5月27日。母亲的理由很明确：“她说，万一自己身体弄垮就不好了，因为我才20岁嘛。”那天他觉得母亲生气了，于是果断地对家里人说：“我不去捐了。”
但这个20岁的大男孩却决定瞒着爸妈，自己一个人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因为我的想法还是蛮理想的，就是去帮助一个人嘛。”他面对摄像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也承认：“要说我自己没有私心，也不可能。我上网查了一下，知道不是穿骨髓，章晟也告诉我就像献血一样。真要是穿骨髓，我就不去了，我怕疼。”
杨力伟这几天告诉家里：“我要专心复习备考，你们不要打电话来。”所以，家里还以为他在学校复习。“我想象中最完美的，其实是我妈能陪我来捐，我俩一起在北京转一下、逛一下。可惜我妈就是不同意……”他小声说。
骨髓库与上海医院方面商定的采集时间原本是六月下旬，地点是在武汉的协和医院。
“当时我也不知道今年考试具体安排到了哪一天，但我们每年考试时间都是7月初这几天，我感觉可能会有冲突。”小杨说。
但是在上海，12岁的小患者突然感染了。上海医院被迫紧急进行化疗，直到将其体内的白细胞全部打掉之后，才让其进入舱内接受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这使得小杨的采集时间向后推迟到了7月8日，采集地点也由武汉改到了北京的空军总医院。
这恰是小杨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
“我说我好不容易把时间算好，正好在期末考试之前。我想这下我完蛋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杨力伟挠着头说。当时没课，他就骑着小车，匆匆忙忙跑去找老师：“我这事搞大了，有白血病的！我要去一下！”话都没说清楚，还把老师吓了一大跳。
小杨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系里的老师。同时，章晟所在的湖北分库也给学校出具了一份书面函，证实他确实是要去北京采集造血干细胞。
“老师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回去好好休息，考试的事情不用担心，学校会帮我处理。”小杨说。
学校领导开会决定，将6日的考试提前到他来北京之前，8日的考试他可以缓考，下学期学校再给他重新出一份卷子。
记者问小杨：“为什么没有要求患者家属延迟采集时间呢？”
“我确实也这么想过，可是听说患者感染后病情加重了，我就想，我就是不参加考试，也不能耽误这个事。”小杨说。
明天，杨力伟将在空总医院迎来一场特殊的考试，学校决定让他在医院补考他8日没能参加的那门考试，试卷已经寄到了医院，由系主任保管，在空医院的保密室里，由空军战士监考。
“其实谁都不做手术，一点不可怕”
中华骨髓库从2001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从捐献者那里采集造血干细胞已经基本不存在风险，但短期内注射动员剂，的确会打破人体平衡，捐献者通常会在一周内恢复。
7月8日本来是杨力伟考专业课的日子，但他却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等待采集造血干细胞。
早上六点一过，他就被医院的护士叫醒采血、打最后一针动员剂，一直在病房陪着他的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章晟则不停地接到媒体、校方、医院、患者家属的电话，“就算护士不把我们叫醒，还有那么多人叫我们起床。”章晟说。
趁着媒体还没到，小杨钻进洗手间洗了个热水澡、刮了胡子。
7点40分左右，30多家媒体记者到达了小杨的病房。小杨这时拿到患者送来的感谢信，立刻让章晟念给他听，听着听着，本来还咧着大嘴笑的小杨，眼角缓缓流下了两行热泪。小杨说，他昨天在电脑上也打了一封信给小患者。章晟找护士借来纸和笔，刚洗完澡的小杨开始动手抄写信，看见一旁的记者在拍摄，小杨直嘟囔：“小朋友看了，肯定想，这个人的字怎么这么丑。”
杨力伟说，一会儿见到上海的医生，麻烦他把信给小朋友带过去。这时，章晟告诉记者，小杨还准备在采集后向系里递交入党申请书。
7点50分，距离杨力伟进入采集室还有十几分钟，这时候他还没有吃早饭。“杨力伟，念一段你给小朋友的信，我们拍一下。”“杨力伟，你怎么认识90后这一代人，你为什么想入党？”“小杨，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家里打电话？”十多平方米的病房内，挤满了记者、大夫，小杨和章晟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在医生的提示下，小杨狼吞虎咽地吃了四五个小面包，喝掉一包牛奶。医生问：“怎么没订食堂的早餐？”章晟说，昨晚上回来得晚，又有采访，没顾得上。
但小杨显得对早餐吃什么并不在意，他边吃边听湖北卫视记者的提问，刚想开口回答问题，就被喝进去的牛奶呛了一口，杨力伟学校的系主任赶紧接过了记者的问题，让小杨慢点吃。
有记者问他，选择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递交入党申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杨力伟一听，不满地表示：“你这么一问，搞得我好像有什么目的似的。”
血液科的朱医生来到病房，提醒采集的时间到了，多台摄像机架在门口，准备拍摄他出门的镜头。小杨站在病房里尴尬地看着他们，说“你们先出去，我还没有换衣服。”看到记者没怎么动，小杨拿起床上的衣服一头钻进了厕所。
杨力伟所在学校的系主任卢老师告诉记者，杨力伟平时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开朗、阳光的学生，“他跟同学的关系很融洽，你看这次他来北京，他们宿舍的室友都去火车站送他。”“这次我们回去了，也要给他举办一个欢迎会。”
在媒体、医生的簇拥下，8点半，杨力伟从病房走到了住院部12楼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出门时记者发现，隔壁那位早来两天的新疆捐献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院了。
专门从上海赶来取造血干细胞的医生来到采集室，将患者及其家属写的感谢信交到了杨力伟手上，“小朋友因为进了隔离舱，无法亲自动笔写信，这封信是他爸爸代写的。”上海道培医院李医生说。
记者走进采集室，杨力伟正仰面躺在病床上，胳膊上的两条管子在不停地收血和换血，看见记者，小杨腼腆地笑了，对记者说他感觉良好，没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
这时候，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和空军总医院院长来到病房看望杨力伟，并向他颁发造血干细胞捐献荣誉证书。
九点半左右，血液科大夫要求记者都到外面去，不要打扰杨力伟的休息。小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只是胳膊有点麻，并且躺着躺着困了，就在出去前，他还不忘叫住学校派来照顾他的辅导员，“我的手机呢？”
采集将近结束时，记者再次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杨力伟，他告诉记者，刚才记者不在，他睡了一大觉，感觉非常爽。
11点40分左右，在采集进行了3小时10分左右后，血细胞分裂仪停止了运转，宣告小杨的造血干细胞分裂结束。医生将才挤出来的60ml造血干细胞从分裂仪中取了出来，交到杨力伟手上。
“哇，还是热乎的呢！”小杨兴奋地把脸贴在这袋用来救命的血液上，长吁一口气，记者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如释重负”。
专程来取造血干细胞的上海道培医院李医生告诉记者，等到志愿者的造血干细胞采好后，她会立刻乘坐下午两点左右的京沪高铁，“回去后就把新采集的细胞输入患者体内，十一二天后，患者血象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一个月后会做一个嵌合，到时候就能看出这次移植的效果。”
同时，空军总医院血液科的大夫开始通过检测留取的一小部分血样，判断其中的造血干细胞含量，“如果数量不够，明天可能还需要杨力伟再采一次，上海的医生也会再来取一次。”空军总医院血液病科主任王恒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采集完毕后，杨力伟面色略微苍白，但精神依然饱满，“没觉得不舒服，就是躺了快4个小时，全身发麻，有点累。”他说，边说边从章晟那里拿到自己的手机，埋头看短信。一边的记者开始询问他采集的感受，“等下，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杨力伟突然说道，“虽然我爸我妈不知道这回事，但我走之前告诉我姨夫了，我得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
电话响了几声，小杨的姨夫没有接电话，“估计吃饭去了”，他嘟囔道，舔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医生递给他一瓶水，他才意识到自己除了早上出门前喝的那一包牛奶外，就再也没吃喝过东西。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糖，打开，倒出一粒给采集室内负责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朱大夫：“日本糖，我哥给我的，你吃一个吧，你这一上午也够辛苦的。”
小杨和张医生在交接书上签了字后，章晟的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了。“再过十来天，我就要去陪另一个志愿者采集造血干细胞，在武汉，他很牛，采集的时间和他老婆的预产期就隔了一天，采完就要当爸爸了！”他兴奋地说。
杨力伟学校的系主任和辅导员则忙着联系回去的事，因为有媒体要跟他们一起回到学校采访校方领导和同学，系主任卢老师开始忙着张罗买回去的车票，“10号我们就都回去了。”
出发来北京捐献前，杨力伟和老师有两句对话。“老师笑我说‘小名人啊’，我说我就去抽一下血，去两天就回来，我还是上我的学，你还是我老师啊。”
本报北京7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