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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何怀宏的《渐行渐远渐无书》大约是他新世纪以来关于20～21世纪中国历史大事件及关键人物的思想随笔结集。看看文章标题就可以了解这本书的大致轮廓：《梁启超的信仰根底》、《鲁迅与耶稣》、《毛泽东在1917、1918、1919》、《路翎：折断的翅膀》。其中也有对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化潮流的种种记忆与观照。关键的一点是，该书对中国现当代史中众所周知的人与事的考察路数，没有陷入宏大叙事的理论俗套，或者花样翻新的语言重构，而是施以人性伦理的视角，小切口地观照与探究，长驱直入，以完成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真相传达。因此，文章带着温存中道之风，悲天悯人，也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在要害处，常有中的一击——或许这正是何怀宏的风格素质——如，分析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书生气质的《政治局里的多余人》，分析“文革”中红卫兵集体失控成因的《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分析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中那些叛徒变异心态的《叛徒问题或灵与肉》。
他作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在当下这个以GDP为发展硬指标的大时代里研究道德伦理问题，一方面有着诸子游说布道般的力挽狂澜和豪迈雄心，一方面也难免因面对现实自处尴尬而饱含“一种文化的忧伤，对整个文化精神的忧伤”。
书中写到瞿秋白对性格的反省。他说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他觉得他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政治舞台并非自己真正灵魂的家。书中这样引申道：历史上的精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力、创造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或许又可能有一种道德的洁癖，为了捍卫理念而不肯妥协；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又善于妥协。何怀宏说，“辨别‘观念的精英’与‘行动的精英’还有一个性格特点的标准就是：对于那种直接掌握人和影响力的政治权力是否有强烈欲望。”他感慨说，新的时代、社会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士大夫文人。他给出的理想国想象是：比较好的办法是各种人各得其所。
何怀宏是一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崇尚“非暴力”，倡导“道德律”，他试图以书生的说理，分析战争、动荡和暴力。比如，他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提及的叛徒问题引申到道德伦理层面：“其中某一种人，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为了升官发财而改换阵营，纯粹是受不了对肉体的折磨才屈服。”“消灭一个人的身体，就是把他的尘世的唯一可以灵肉结合的存在消灭。而折磨人的身体比这还要卑鄙，它包含了对人所共有的弱点的侮辱和利用。”
他感慨一切有价值生命的不知所终。比如才子储安平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最后的结局扑朔迷离。一连串政治风暴过后，许多人像叶子被席卷而去。“文革”风暴中对于生命的漠视令他痛心疾首，他期待任何运动、斗争、维权，都受到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规范和约束，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减少种种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无视、轻忽和践踏”。
遗憾的是这个世界真是不尽如人意。世界各地的战乱与动荡，数月之内，让人们一下子回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他只有感慨文明的脆弱——这正是“观念的精英”们存在的价值之一。
他自己就是一个“观念的精英”。成为“观念的精英”并不为过，因为他们所经营的文化产品，对于过往的历史，往往主动承载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它们所产生的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社会的推动力。但是，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呢？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来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他不喜欢激烈。他把理想主义者也细分为两种：激越的理想主义者，平和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那些天性激烈的愤青，看到丑恶就觉得是世界末日。他们的价值是使那些在相对满足感中麻木的人们惊醒过来。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讲，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定要有，但不宜太多。他们的数量应该是“世上的盐”。
“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们最好有相当的现实感。他们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他们既有崇高的理想，也须了解人性与国情——除了仰望，还要俯瞰。除了外观，还须内省。当然他们还必须具备他所不断强调的“道德律”。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