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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周光福在深圳的码头上挑了19年砖。1992年，小平南巡，深圳加速，他28岁，开始挑砖。
如今，他已47岁，仍在深圳挑砖。
19年来，他挑的砖超过5000万块，几乎相当于1500节火车车皮满载的重量。
挑这么多砖，他至少走了15万公里路，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走了近4圈。
在深圳的码头上，像他这样的挑夫还很多，最高峰时有上千人。即使现在，仍有四五百人在日复一日挑砖。
毫不夸张地说，深圳的大小建筑，相当一部分是由码头挑夫的肩头“挑”出来的。
盖楼的砖都是我们挑的，可是这里不属于我们
三围码头在深圳西北角，位于宝安区。这里已是城市的边缘，不远处就是珠江入海口。往东南走10多公里，才能进入深圳特区，即所谓的“关内”。
即便到了三围村街道上，这里的人大多也不知道，在本村附近还有一个码头。只有在最熟悉地形的电动车车主的带领下，才能找到这个不知名的码头。
一条土路伸进去，码头出现在眼前。这里狼藉一片：泥泞的土路，满地的垃圾，刺鼻的气味，生锈的铁皮房，光膀子的汉子，一切都与深圳这个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
黑漆漆的水道中，泊着几条船。其中一条船上装满灰色的砖，20多个挑夫正在从船上往岸上挑砖。
挑夫们讲，在宝安的福永码头、新和码头、虾山涌码头等四五处，都有像他们一样的挑夫。货船从中山、东莞等地，将砖和水泥运到深圳的码头，挑夫挑下来，再由汽车运到市内各个建筑工地。
实际上，宝安区是深圳最重要的建材集散地。有人统计过，2008年，宝安区码头的建材货物吞吐量达到1600万吨，占深圳全市供应量的80%以上。
周光福就在三围码头上干活。他右手拿着一个铁夹子，麻利地夹起4块砖，放在自制的竹架中。很快，两个竹架中放了40块砖。接着，他把一米长的扁担搭在后脖子上，一弯腰，两腿一用力，100多斤重的砖块就离地而起。
连接船与岸的木板10多米长，颤悠悠的。他一溜小跑冲过木板，麻利地将砖垒起来，又飞跑回船上。挑一趟砖，大概需要两分钟。就在这“方寸之间”，多年下来，周光福挑了5000万块砖，走了15万公里路。
太阳已经开始烤炙大地。这是6月27日，一早刚下过雨，水汽一蒸腾，潮热熏人。在太阳下站上几分钟，裸露的皮肤就会感到火辣辣地疼。挑砖的人更是辛苦，一会儿工夫，全身就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
像这样高强度的活儿，周光福一干就是19年。从1992年起，这个湖南安仁县人就在深圳“挑码头”。
那年春天，邓小平寄望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你们要搞快一点”。南巡之后，深圳一度人头攒动，各路人纷纷到这里淘金。
高中毕业生周光福也看准了这个机会。当时他在珠海打工。一天晚上，他偶然在收音机中听到有关深圳的一则消息，便萌生了到深圳的念头。
“具体什么消息记不清楚了。反正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老乡都很兴奋，信誓旦旦地要到深圳去闯一闯。”周光福回忆说。
次日，他们开始联系在深圳的安仁老乡。几天之后，他们来到深圳西乡码头。这个码头距三围码头不远，已有800年历史，早先是深圳西部最大的石材集散地。前年，西乡码头整治，周光福他们才搬到三围码头。
当这个满怀期待的湖南人出现在西乡码头时，眼前所见完全颠覆了他对深圳的想象。
那会儿，西乡码头周围“到处是农田、水塘和滩涂”。除了西乡镇中心有几条硬化过的路面外，“其余的都是土路”。
镇里没几栋高楼，最高的“不过七八层”。交通也不方便，打一个电话要走半个多小时。
不过周光福并不后悔。“大家都说深圳能淘到金，我们也一定有机会。”他安慰自己和老乡。
许多年过去了，周光福并没有淘到金。他和自己的许多老乡一样，只能干着单调重复的挑砖活儿。
一块、两块、三块……5000万块，他还一直在挑。来深圳后，《春天的故事》他听了很多遍，可是他觉得“我的春天没有故事”。
这些砖，被砌进一栋栋高楼大厦。穿西装打领带的人们频繁在这些楼宇间出入。而周光福，来深圳19年，只是前几年不要边防证了，他才跟着拉砖的车进过一次关内。那一次，大伙儿轮流去卸砖，基本上轮了个遍。很多挑夫和他一样，都是第一次去关内。
汽车一路直奔深圳著名景点“世界之窗”。一路上，他看到的尽是高楼、拥挤的车流。这时他才见识到这座城市的繁华。
卸完砖，汽车立即返回码头，他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之窗”是什么样时，“旅游”就结束了。
当时他没有手机，更没有相机。他直到现在还在遗憾，当时没留个影，好给自己的老父亲看看。
后来，他不再给汽车装砖，因为“腰吃不消”，于是也就没再进过关内。
近些年西乡镇变化也很大。水塘被填平了，庄稼地不见了，荒滩上也盖起大楼。偶尔，当周光福到镇里买东西的时候，他会感叹：“盖楼的砖都是我们挑的，可是这里不属于我们。”
上过高中的他始终记得课本里一首古诗。“有一首叫《陶者》的诗你记得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我们就和陶者一样。”
这里每一个人都想改变生活，可谁也没有能力改变
一口气挑了十多趟砖，周光福来到一个阴凉地儿。他顺手从砖垛上抽了几块砖放到地上，一屁股坐下，拿起旁边摆着的矿泉水，“咕咚咕咚”往嘴里灌。
一瓶水有两升，周光福一股脑儿灌到肚子里一半。“要是干活，一天至少要喝6瓶这样的水。”他喘着气说。
这里什么都可以省，但是水，谁也不会舍不得买。尤其到盛夏，码头上的温度能超过40摄氏度。
放下矿泉水，他脱下枣红色的T恤，双手一拧，一股水就冒出来。和这里每个挑夫一样，他裸露的皮肤已经被晒成浓稠的古铜色。
“我们就是卖苦力的。”周光福苦笑着说。
开始的那几年，这个高中毕业生一直不甘心自己挑一辈子码头，试图在深圳找到别的活计。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也都会向返乡的老乡打听，看能不能找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可是每一次的反馈几乎都一样，不外乎进工厂，干小工。
挑码头之前，周光福在村委会干过，做过小生意，还在老家的建筑工地上打过小工。打小工期间，他经常一天干10多个小时。可是老板不按时结账，即使结账也总找理由扣钱。有一次，他打工半年多，老板一分钱也没给。
他也想过学一门技术，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那时，他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书，正是用钱的时候，他不敢去冒这个险。万一花一通钱，反而找不到工作，会耽误孩子的前程。
让孩子读书上大学，是他的一个梦想，就像当年他的父亲对他给予的期望一样：考上大学，改变农民身份，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宽。他两次想参加高考，但两次高考前都得了同样的病。等病养好后，高考也结束了。后来，他就放弃上大学的梦，将改变身份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就这样一天一天拖着，他的年纪也渐渐大了。在深圳这么多年，他非常清楚，到一定年纪后，再换工作，几乎不可能。
没活干的时候，对人生的哀叹就会多起来。前些日子，这个高中毕业“有文化”的挑夫给自己写了一首诗：“困鹰落枝展翅难，弱燕腾空忍心酸。饱尝今朝离乡苦，渴求他日合家欢。”
诗中的“弱燕”是指他的妻子周晓燕，“困鹰”则是指他自己。
前几年，有深圳的记者到西乡码头采访他们的时候，这只“困鹰”的希望再次跳出来。可那一次仍然落空。记者采访结束后，他还是在码头上挑砖。
好在两个儿子有出息，他才稍感宽慰。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学了一门技术，现在广东惠州一家工厂做事，“一个月挣4000多块”。二儿子上了一个专科学校，前年毕业后到一家国企工作，现在北京的分公司开拓业务。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里每一个人都想改变生活，可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周光福叹息道。
码头上的梦想，没几个能实现的，大部分人只能日复一日地过着自嘲为“驴子”一样的生活。
当过6年野战兵的老周，今年43岁，入伍不久就入了党。他的梦想和周光福一样，找份体面赚钱的工作，以对得起自己6年的兵龄和20多年的党龄。他干过不少工作，可最后还是选择挑码头，因为只有这里“自由”。他还想坐坐飞机，因为机场就在附近，每过几分钟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
另一个高中毕业生卢秋发，今年51岁。他羡慕那些在楼宇中出入的人，羡慕那些能坐飞机到处飞的人。老卢曾问记者：“白天那么热，太阳晒得人发昏，我们干着最累的活，可还是那么有精神。晚上躺下，电风扇吹着还睡不着。你说是为什么？”还没等记者回答，他自己就说：“为了钱。”
38岁的小谭，至今单身。他的床头摆了一些《赌马秘诀》、《一夜暴富》之类的书。他经常出去“买马”，幻想能中个大奖，然后娶妻生子，过上幸福日子。
还有一个四川籍的挑夫，今年40岁，也是单身。他曾问记者：“采访我有什么用？要是能给我找一份好工作，我就和你好好聊聊。”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自顾自看电视，不再理睬记者。
码头上的老板讲义气，不欠工资
深圳6月的天，像小孩子的脸。前一刻还是烈日高照，一会儿就变脸，下起倾盆大雨。雨点打在砖垛上，“啪啪”作响。
可是干活的挑夫几乎没有人避雨。几个本在乘凉的，也抄起家伙跑到船上开始挑砖。他们早已浑身汗透，这阵雨，全无影响。
地面有些泥泞，挑夫们仍是一溜小跑。“下雨天干活凉快。”周光福甩下一句话，光着上身，带着工具上船去了。
日复一日地挑砖，周光福的后脖子下，被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挑起砖后，扁担就深陷在这道痕迹里，后背上则堆起一道肉。他还不是最严重的，卢秋发的印子更深。每一个挑夫身上都有岁月和劳作刻下的痕迹，不是深深的印子，就是一块块伤疤。
这天挑的灰砖，挑夫们称之为“大砖”，每块有3斤多重。每挑一块“大砖”，他们可拿到1分8厘钱（0.018元）。还有两种小一些的砖，每挑一块的价格分别是1分7厘1（0.0171元）和1分3厘5（0.0135元）。早些年，他们还挑过红砖，比现在这些砖都要重。
在码头上，工钱是以“垛”为单位计算的。一垛200块砖。半个多小时里，周光福挑了3垛砖，可收入10.8元。
通常情况下，一个挑夫一个月可挑上千垛砖，收入在3000元以上。但支出也比较大，干活时，光买水一天就得20元出头。再算上吃饭抽烟等各种费用，一月下来，几乎得花掉工资的一半。
周光福刚来深圳挑码头那会儿，挑砖还算是个来钱的活儿。以前他做小工时，一天干10多个小时，不过3元钱。而在码头上，一天就可以挣到10元。不过后来，码头上的工资优势显示不出来了。挑砖的人越来越多，工钱却几年才涨一点点。
据挑夫们估计，整个深圳，现在大概有四五百人在挑码头，大多集中在宝安区。上世纪90年代是鼎盛时期，挑砖的有上千人。
周光福初到码头混饭吃的时候，是跟着老乡来的。码头上，久而久之会以同乡为基础，自然发展出一个个“帮”。周光福这个“帮”以湖南人为多，所以被称为“湖南帮”。
在三围码头，还有两个“湖南帮”和一个“四川帮”，都是干挑砖的活儿。每“帮”人数不相上下，40多个男人。这4个“帮”，各自有老板和地盘，从不互相干涉。在福永、新和等其他码头，也有这样的“帮”。
“这里干活有保障。码头上的老板够义气，不欠工资。哪怕只干一天，也能拿到钱。”周光福笑笑说。
这个高中毕业生也听说过劳动合同，但挑夫和老板之间从没签过。“我们也不需要这个。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周光福的老板段文新也是安仁县人，最早也挑过码头，混了几年后，和码头一些人熟络了，就开始拉起队伍。像周光福、卢秋发等30多人，一直就跟着他干。后来还有几个四川籍的挑夫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在“帮”中，段文新的口碑非常好。说起自己的老板，挑夫们没有一点怨言。
“在码头上混饭吃，就得靠口碑。码头上的活很重，要是没个好口碑，就没人来给你干。不像小工，到处都能找到人。码头上的活儿，一般人干不了。”段文新说。
挑砖不是容易干的活儿。这个“湖南帮”以前也曾来过几个年轻人，但干了没几天，就离开了。现在留下的，每个人都有多年的挑码头经验，最大的已经57岁，最小的也有38岁，其余大都是40多岁。
在一起干活时间长了，“帮”内还形成一定的江湖规矩。比如，在挑砖时，从来没有人统计监督，大家各自记各自的账，月底的时候，再报给老板。
“从来也没人乱报。”这个“湖南帮”的队长老苏说。他是四川人，老板不在时，他负责这个“帮”的一切活计。
又比如，每到月初时，大家都会自觉交住宿费，几乎没有人拖欠。
船上不能同时容纳40多人挑砖，他们就自觉分成两组。一条船，由一个组负责包干。这么多年，这里从来没发生过抢活干的事情。
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码头挑砖，怕别人看不起
正午时分，太阳又钻出来，火辣辣地烤着大地。
不时有挑夫到阴凉处歇息，捧起瓶子就往肚里灌水。还有人干脆就回工棚睡大觉。这里奉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干不干活随自己的便。
前些年本地记者来采访时，曾问过周光福他们是否有“高温补贴”。那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么一回事。不过，他们从来也没向老板提出过。“提多了要求，我们怕连活儿都找不到。”周光福说。
工棚就在不远处，上下两层的铁皮房子。房子的一侧，有一个开放的厨房，凡是做饭的人，每人一个灶台。而单身汉，多在一公里外的街道上吃快餐。
在厨房与灶台之间，挑夫们用防水油布搭起来，形成一个公共空间。这里摆放着几张凳子，还有一个硬木沙发。一台电视没日没夜地放着，声音很大。一到夜晚，蚊子就开始狂轰滥炸。
一道门后，是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水龙头旁全是垃圾，发出酸腐的味道。
周光福的床铺在铁皮房的二楼。房间里摆放了20多张上下铺的铁床。按人头收钱，每人每月105元。
这里也有女人，都是挑夫的家属。男人们出来时间长了，女人们也纷纷跟出来。通常，男人挑砖，女人装砖。
早些年，周光福的妻子也曾在码头上干过一段时间。夫妻二人住过一阵子集装箱，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住了4对夫妇。时间长了，大家也不觉得尴尬。只是一到夏天，就和“烤箱”一样。
在这个工棚里，卢秋发的“家”是位置最好的，靠着门。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上下铺。上铺堆满杂物，用塑料纸盖着。下铺是夫妻俩的窝，三面用捡来的木板封起来，前面用橘黄色小碎花的布帘遮住。不过，晚上太闷，老卢通常在走廊的一块木板上睡觉。
老卢的妻子罗娇娇把这个“家”布置得很像一个家：蚊帐里挂着孩子的照片，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闹钟，一侧的木板上贴着“福”字。“家”里还有一面红色边框的镜子，出门的时候，她总要拿出来照照。
前年，卢秋发还在西乡码头时，到一家商场买了一台DVD机和一个MP3，花了他将近1000元。然后他在街头小店刻录了很多歌。干活的时候，他把MP3装到塑料袋中，戴上耳塞听歌——码头上的挑夫都是这样，干活时身上的一切物件都得套上塑料袋，免得被汗水浸湿。回到“家”，DVD就派上用场了。他说自己“喜欢听老歌”。
在这个“湖南帮”中，卢秋发是个干活不要命的人，有“骆驼”之称。挑夫们说，他干活不分白天黑夜。
“不拼命干活怎么行？”老卢憨憨地笑着说。
去年他家的稻子遭水灾，颗粒无收。家里有一个12岁的养子，和81岁的老母亲。两个亲生儿子，均在外打工。家里盖了一院房子，给了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正在谈着对象，他还得赚钱给老二再盖一院。
罗娇娇也在码头上干活儿。起先，她挑过砖。可这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干的活儿，没干几天，就不干了。后来，她开始装砖。干了几年，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弯腰时间长了，就疼得受不了，站不起来。来到三围码头后，她和其他女人就帮着男人们捡砖。所谓捡砖，就是4块4块排在一起。捡一船砖下来，她也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
对于记者这样的陌生人，周光福和卢秋发算比较能说的。其他很多挑夫，根本不愿意谈起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周光福对记者说：“你来了几天，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码头挑砖，怕别人看不起。”
他自己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每次过年回家时，村里人总不免嘲讽他几句，说他一个高中生在码头上卖苦力，实在“没出息”。
周光福的小儿子读中学时，多次参加同学生日聚会。每次聚会儿子都不敢吃别人家的蛋糕，因为有人说他的父亲是“挑砖的”，他过生日的时候“还不起”。
有一个40岁的挑夫，曾隐瞒身份谈过一次恋爱。俩人感情发展不错。可对方知道他的工作后，就不再来往。还有一个，老婆嫌他赚钱少，干的工作“丢人”，甩下他跑了。
等到挑不动那一天，我们该怎么办
挑了近20年砖，周光福逐渐感觉自己的身体“吃不消”了。他估摸着自己腰肌劳损。
腰肌劳损和风湿，算是挑夫的“职业病”。前几年，有个挑夫得了腰肌劳损，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最后只好回家养着。还有人得过风湿，腿疼得要命，也没法再干。
前段时间，大儿子打电话劝周光福回家，找个轻一点的活儿干，或者干脆在家养老。他拒绝了。
他不是不想回家。可是他做儿子和做父亲的“使命”都没完成，不能回家。
早些年，周光福花了近5万元，盖了一院房子，那是给大儿子结婚用的。尽管大儿子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可是当爹的知道，这点钱，也只够儿子一家4口的生活。
另外，他还有一块心病。老大初中毕业的时候，决意不考高中，要帮着父亲挣钱，供成绩比较好的弟弟读书。为此，周光福一直觉得对不起大儿子。尽管大儿子多次和他说过不怪他，可周光福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
二儿子现在北京工作，他曾对父亲说过，想在北京安个家。“北京的房价很贵，谁不知道呀？老二说不让我操心，可我当爹的不能真的不管吧？”周光福说。
周光福还有一个老父亲，养老的事也落到他的头上。他不得不拼命干活。在这个“湖南帮”，他和卢秋发都是有名的拼命干活的人。
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老父亲也劝过他，不要在码头上挑砖了。他对父亲说：“爸，我的身体结实着呢，干几年挣点钱就回家。”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偶尔感觉到腰疼。直到现在，他也没敢告诉自己的家人，怕他们担忧。
去年大儿子出差到深圳，想见见父亲。儿子从没来过码头，他怕儿子看了他的工作环境后伤心，就找借口推掉了。
“那天我很伤心。”说到这件事，周光福有些哽咽。
后来，儿子路过深圳市内莲花山，拍了一张邓小平铜像的照片，用彩信发给他。这张照片他一直没舍得删掉，经常看。这样，他又多了一点对深圳的印象。
“总有一天挑不动。等到挑不动那一天，我们该怎么办？”周光福叹息道。
码头上，许多人都有和他类似的愁苦。
卢秋发也只盖了一院房子，但他有3个儿子，还有老母亲需要赡养。
当过6年兵的老周，也担心自己的收入，不足以养到儿子成家。
年龄最大的57岁的挑夫，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挣的钱还没他多。他们都没成家，当爹的不能只管自己的嘴。
还有另一些伤痛。
那些光棍汉，那个老婆甩下他跑了的挑夫，还有那个带着孙女在码头的挑夫，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一样的痛苦。
不过，大家已经不再抱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知道，这里的人谁也没能力解决别人的难处，甚至连自己的都解决不了。
没事的时候，一些人守在电视前。还有一些人，凑起来打打麻将，或者玩一种“只有湖南才有”的纸牌。当然，他们也带一点彩头，但输赢都不大，不至于打完牌成仇人。那些光棍汉，有的也会独自到附近街上“晃”上个把小时。
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要在深圳举办了。一个消息传到码头：大运会期间，深圳将停止一切在建项目，码头上也不会再有船进来。
这个消息让挑夫们着急，纷纷向记者核实真伪。“要是没事干了，我们怎么办？”一个挑夫说。
不过，船来的日子，一切都归于平静。
7月初的一天下午，一条满载着砖块的船又靠岸了。当天晚上，周光福、卢秋发等人一直干到11点多。
第二天一早，4点多钟，男人、女人们就从床上爬起来。女人张罗着做饭，吃完饭后，她们就得去装砖，男人则带上工具去挑砖。
夜里下了一场雨，温度适宜，空气清新。卢秋发耳朵里塞着耳塞，小跑着挑砖。
他说自己听的是红歌，《社会主义好》。“这歌听起来有劲。”说完，他又一溜小跑上船了。
高清组图：码头春秋
本报记者 郭建光 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张国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