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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穿着红裙子的姑娘，尽管打扮得不算时髦，却在7月4日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这一天，这个名叫“新华”的女孩同上百万个同胞姊妹一起，刚刚诞生，便占据了书店最显眼的位置。
她们就是第11版《新华字典》。自1953年起，这个小小的字典家族在当代史上影响着数亿中国人。从初版首印至今，《新华字典》的总发行量已逾4.5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
中国人能在其中找到的，是父母一页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儿女挑选名字的身影，是小学写作文时咬着铅笔头苦苦查找“大词”的烦恼，是第11版问世前还始终号召“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斗志昂扬，是这个国家过去62年的时代胎记。
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新华”姑娘头上
就在这个夏天，时尚的帽子被史无前例地戴在了“新华”姑娘头上。
人们发现，这个平常总是一脸严肃的女孩，居然能讲出不少潮词。她将“学历门”的“门”解释为“事件，多指负面的事件”。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喜欢在电视里看“服装秀”，偶尔会“晒工资”，也会关注“房奴”和“车奴”。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华字典》始终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字典，它并不仅仅在语言上给人以指导。在《新华字典》1965年版和1971年版中，鹅被解释为“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后来，一名读者写信向编辑抱怨，由于不知道如何分辨鹅的性别，他在杀鹅前特意查了《新华字典》，于是将“头部有黄色突起”的鹅杀掉。没想到，这只倒霉的鹅居然腹中有卵。由此，编辑才发现，无论雌鹅、雄鹅，头部都有突起，只是雄鹅突起较大。这一错误在1979年版中得以修正。
一个很爱打扮的男配音演员称：“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你可以忘带钱包，忘带手机，忘带护肤品……唯独《新华字典》不能忘。”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已经过世的罗京身上，在26年的新闻联播播音员生涯中，他从没出过错。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办公桌下找到一本已经被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就连这本字典的价格也被人们详加考据：1957年版1元钱，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4元，今年双色本定价24.9元，据称，它的价格一直和同时代一斤猪肉的价钱差不多。
有媒体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的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
因此，对于修订第11版的主持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程荣来说，修订新版字典是项“充满敬畏感的工作，始终让人战战兢兢”。甚至从2004年1月第10版出现在书店那一刻开始，对新版字典的修订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这只是一本收录了11000多字的小字典，可是修订的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在词典室前主任韩敬体的办公桌上，第10版字典已经被用得卷了边儿，由他负责修订的那一部分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标注。
这些学者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从“语法比较规范的报章杂志”上查找新词，并时刻关注着最新的网络用语。眼下，已经71岁的韩敬体像年轻人一样熟悉“神马”和“有木有”。但是学者们经讨论后认为，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年轻人为了“图新鲜”而使用的错别字，无助于增加语言的丰富性，所以眼下并不会被收入字典。
事实上，一个字的新义项想要进入“新华”的世界里，可需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考察期。早在第10版出版前，程荣就注意到了“秀”作为“表演、展示”的新含义，但因为担心这些流行词不够稳定，当时她并没有贸然进行修改。直到8年后，“作秀”才算通过考察，正式进入《新华字典》。
但人们注意到，“晒”和“奴”等字的新义并没有出现太久，却已经登堂入室。人们甚至发现，就连常用的bye bye在7月4日都真正走进了汉语世界，“拜拜”有了二声读音。“不管这个音译词合理不合理，但是它太常见了。”韩敬体笑着说，随即又补充道，“毕竟，语言学家只是语言的记录员和研究者，而不是语言的警察。”
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
学者们当然没有忘记，在新中国最初的数十年里，这个名叫“新华”的姑娘曾被戴上过红袖章，并被赋予“监察员”般的使命。
1953年10月，几乎就在新中国4岁生日的同时，“新华”家族的大姐在北京诞生。从这个时间节点向前推8年，“《新华字典》之父”、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魏建功被国民政府的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派赴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他回到北京时，解放大军包围了北京城，魏建功找来周祖谟、金克木等语言学家，想要编纂一部字典。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克木曾撰文回忆：“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
那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白话字典。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找到魏建功，并由魏主持编纂字典。这部字典最初甚至从名字开始，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或者，当时最美好的祝愿，“新华，新的中华啊”。
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人，曾经使用过1953年版《新华字典》。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除中国外最强大的，因为在字典的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国家高居前列，一长串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榜单末尾无精打采地跟着。
因此，当这个中年人被派到“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时，他的脑袋乱了套。本来，根据字典，他应该看到一幅“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的苦难图景。
初版的编纂者大多已经作古，但在魏建功的学生、现年79岁的曹先擢看来，初版《新华字典》内容中的政治色彩，来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高层授意。
韩敬体也曾经听说过魏建功等学者的编纂方法，他们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勾词，人工抄写了30多万张卡片，并从中选出一部分作为字典的词条和例句，“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说话、写文章，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
但是学者并没能独立于政治太久。1966年，韩敬体进入词典编辑室工作两年后，一场政治运动兴起了。直到如今，他还记得那些前一年刚刚经历修订、再版的《新华字典》被撕掉封面，以5毛钱一本的价格被“迅速处理掉”。此后的几年间，人们在书店里再也找不到一本字典。
1971年，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多数人一样，韩敬体下了干校，在河南息县整日与稻子和棉花为伍。北京传来消息，最新版《新华字典》出版了。
一名军宣队代表是该版修订小组的组长，实际工作由几位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北大教授做。极负盛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当时被分配在燕园扫楼梯，无缘修订小组，只能悄悄地贡献几条名言警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还记得，当时上层领导提出口号，“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
所有词条都要经过“政审”：“背着太阳”有“背着红太阳毛主席的嫌疑”，要删；“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需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茹毛饮血”，“茹”有吃的意思，那岂不是成了吃“毛”？这绝对是反动成语。
苏培成甚至听说，当时的词都要被划分三六九等，“革命”是积极词，“颓废”是消极词，而这部用红色大字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字典，必须摒弃一切消极词。近2000条修改意见最后被汇总到周恩来总理的案头，这位总理两次接见修订小组，几乎逐条批示。看到“背着太阳”被删，他说了句：“神经过敏！”
最终，根据周恩来“小改应急需”的指示，只有64处被改动。根据后来的媒体报道，全书引用46条《毛主席语录》。几十年后，有人听到这段故事评论说，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如1971年出生的“新华”——扎着羊角辫、跳着忠字舞、又红又专。
从这个“脸谱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
想要从这个“脸谱化”的姑娘身上找回人性，却没有那么简单。
苏培成亲历了“政治对语文的伤害”，在他看来，“文革”后的字典“一直在慢慢往回走”。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参与修订的学者意识到，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无须讨论，我们编的不再是政治字典”。
上世纪70年代人人都必须背诵的，为了“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典理论，在1992年的字典上消失了。同年，“社”的词条下出现了“社交”。当时间推移到1998年，人们在这里不再能看到“仇恨”与“主义”。宗教不会被视为“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利润”也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手段”了。
到了2004年，这个原来总有点“端着”的姑娘，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地谈论“性教育”和“禁毒”，她也在经历“代沟”，关注着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2011年，新版字典中加入“和谐”一词。一位参与修订的人员称，现在修订小组中仍然有“专门负责折射条的同志”，遇到宗教、民族、政治等问题须报权威部门核准。但由于认为“和谐”只是“普通的语文意义上的词语”，他们并没有为此事特别呈报上级。
如今，修订这本在中国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读者的字典，终审权由社科院词典室的学者们行使。
“新华”大姐自打出生那年起，就带着一块不起眼的“胎记”，那时的她在用“翻”字造句时，总爱说“铲除封建剥削，农民才能翻身”。后来，她胆小的妹妹们为了顺应时代需要，则将这句话改为“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7月8日，一本第10版《新华字典》安静地躺在社科院词典室宽大的会议桌上。在第121页的“翻”字词条中，“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这一例句，被用铅笔淡淡地画上了一道。
几乎就在一个我们来不及注意的瞬间，在刚刚出生的小姑娘“新华”那里，这个伴随着她整个家族58年的胎记，永远地消失了。
本报记者 赵涵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