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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汛期，又逢暴雨，又逢不少城市先后陷入内涝的尴尬。而此时的青岛被公众冠以“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之名，以样板的姿态为公众津津乐道。
青岛究竟怕不怕暴雨？不久前，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水充分检验了这座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
根据青岛市水文局的统计，7月2日10时至3日15时，青岛全市平均降水100.5毫米，市区降水182.5毫米，多个监测点监测到了超过200毫米的特大暴雨。短短8个半小时内，青岛市排水管理处启动的应急机制从准备预案迅速升级为特级预案。
“事后看，整座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转基本令人满意。”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刘利总工程师评价道。刘利所供职的这家单位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承担了青岛市排水系统的设计和规划工作。这位市政专家婉拒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请其为青岛排水系统的表现打分的要求：“哪个城市的排水系统都不敢打满分。”
暴雨肆虐中，为什么青岛最不怕淹？德式排水系统能否推而广之？由地下反观地上，这座城市面临的境遇引人深思。
暴雨和大潮双重大考
7月2日这天，青岛市排水管理处处长安宝月在工作日志上记下了四个时间点：12：30，15：30，16：00，21：00，它们分别对应着当天这个部门发出的准备预案、三级预案、一级预案、特级预案。
作为应急机制的顶级方案，特级预案意味着排水管理处全体员工和车辆将按照周密部署全部到位，严密监控并及时维修各个路段的排水设施。
当天，本报记者注意到，大约15时左右，窗外天色逐渐转暗，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至，这座城市经受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降水。
令安宝月不安的是，对一座海边城市而言，这一天正逢农历初二即天文大潮的日子。这意味着海水潮位上涨，部分低洼区域会受海水顶托影响正常排水，城市排水系统的泄洪能力由此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应急预案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刘利及同事们同样奔波在勘察积水情况的路途上。据刘利介绍，每逢暴雨必到现场查看，一直是几代设计工程师延续至今的传统。和往常一样，她重点查看的是市区内几处容易积水的路段：“有短期积水，都是由于地势原因造成的。”
直至3日16时最终解除预案，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降雨时间段内，安宝月和她的同事们始终没有合过眼。暴雨过后，令她欣慰的是，整座城市的交通没有发生瘫痪，没有内涝产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零积水，也不意味着青岛完全不怕水淹。”安宝月并不讳言，毕竟还有几则商铺被淹的消息见诸当地媒体第二天的报道中。安宝月解释，积水处一般发生在低于零海拔的铁路桥下、在建工地，以及路面不平的地段中，“这些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之前全市已改造15处较为严重的积水点，剩下4处的改造工作将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青岛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雨劫，与自身地理优势有关。“青岛的丘陵地形以及三面沿海的位置决定了降雨时积得快，排得也快，与位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有很大优势。”刘利解释。
“在这座城市，排水重现期的设计均高于国家标准。”刘利介绍，雨水管道的设计是以最大雨水流量为根据的，所谓重现期，是一个水文概念，即所采用的最大暴雨量为多少年一遇的暴雨。目前国家标准是0.5~3年，青岛主干道的排水重现期一般是3~5年，部分暗渠甚至达到10~20年的标准。
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排水系统，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以及地理优势，这样的“地利人和”被安宝月归纳为青岛排水系统的优势所在。
而在城市设计者们的规划中，雨污分流模式显然在整座城市排水系统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雨污分流，即雨水和污水在不同管道中处理，据刘利介绍，目前市内绝大部分地段已完全实现这一点。
该模式作为法律条文已被写入《青岛市城市排水条例》。这部酝酿10年之久、于2010年10月1日最终实施的条例明确规定，城市排水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无疑为巩固排水建设成果提供了管理依据和法律保障。”安宝月评价。
难以复制的“德国造”
“显然，后来采用的雨污分流模式深受遍布青岛老城区的德国排水系统的启发。”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介绍。
1897年，德国计划将青岛建成在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因而，海军承担起了管理和城建任务。
鲁海解释，当时铺设下水管道所用的水泥、钢筋均来自德国，而铺设的下水管道尺寸之大甚至被德国人称为“怪物”。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鲁海的童年记忆中，德国排水系统主干道甚至宽阔得“可以跑解放牌汽车”；当时青岛是中国唯一一个雨污分流的城市。
据青岛市中德关系研究会秘书长、青岛市档案馆客座研究员夏树忱回忆，他和档案馆其他工作人员两次前往位于德国弗莱堡的联邦档案馆，在其军事档案馆中复制了20万页关于青岛的城建、军事设施、文化交流等原始档案资料。
正是在收集资料时，他们意外发现一份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的资料，由当年胶澳总督府组织编写，不间断地记录了17年，当年建设青岛地下管网的基本理念及施工进度等都可从中找到详细记载。
从最初为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而筹建下水道，直至有意识地规划雨污分流，德国人将这项工程进行了七八年之久，“这样的进度在今天来看太慢了。”夏树忱说。
后来这套排水系统一直未经过大的改造。目前这套系统所占全市管道长度的比例不足三十分之一，但据夏树忱估计，至今老城区内仍有几十万人受益于这套系统，直至今日，雨后老城区的街道仍然十分干净，甚少积水，百年前德国人铺设的下水道井盖已融为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在安宝月看来，这套排水系统如今却难以复制。
“首先是空间有限。当时，地下空间很大，足以铺设口径足够大的管道。如今，城市地下分布着污水、雨水、自来水、电信、有线电视、燃气、供暖、电力等多条专业管线，空间不够。此外，提高管道的重现期标准必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刘利为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为减少积水，在路面坡度、管道材料等诸多因素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铺设10年重现期的管道要比1年重现期的管道每平方米至少多花费2000元，如果一座城市铺设上千公里的排水管道，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
曾有一则网帖广为流传：青岛的城建人员在整修德式下水道时发现有零件损坏，到处找不到合适的，最后求助于德方，结果对方很快回复说，不用担心，在那个损坏的零件周围三米范围内，肯定有个地方藏有备件，工程人员细心查找，果然在附近一个小箱子里找到了油纸包着的零件，拆开看还锃光瓦亮呢。
这个故事遭到了青岛市排水管理处以及多位市政专家的否定。在刘利看来，“这一善意的夸大，其实反映了大家对排水系统工程质量的期待。”
一条“暗河”的命运
2010年的某个夏日，一则并不起眼的社会新闻触动了鲁海。消息标题是：杭州路河将重见天日。在鲁海眼中，这意味着“当地市政工程的一次自我反思”。
据鲁海回忆，早在1991年，杭州路河还是穿越青岛市区的海泊河的一条支流。伴随着当时经济大潮的涌动，这条河流渐渐被填掉，越来越多的店铺等临时建筑陆续搭建在上面，最终这条河流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一条暗河。
“之前，大雨来临时，杭州路河会起到很好的泄洪和蓄水作用，可极大缓解排水管道的压力，减少积水的可能，一旦被填，积水的风险必然会加剧。”
事实果然如鲁海当初所料。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这里每逢暴雨必淹。加之建在河流上的30余家店铺没有任何排污管线和污水处理设备，日常生活和经营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旧河道中，造成河道常年淤积，遇上短时强降雨，附近很容易出现积水。这里的商户们几乎家家都有沙袋，以防“水患”。
19年的时间足以让新一代人忘记这条自然形成的河流的存在，直至某一天它被重新挖掘，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曾经有一条河。
“不尊重自然，违反规律——19年间，这座城市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鲁海说。
如今，当年建在这条河流上的商铺均被陆续拆除，相关改造还未彻底竣工。在规划图中，它将成为一条景观河，以其本来面目出现在市民眼中。
鲁海回忆，他上初中时，老城区曾有一条宽约100米，长约六七公里的青岛河穿城而过，每逢夏日，河岸两旁垂柳依依，景色旖旎，正是在这里，鲁海加入了学校文学社，开始接受现代文学的最初启蒙。
“上世纪80年代，这条河流被填，在上面建成马路或盖起高楼，雨水只能顺着地势汇集到低洼的地方，这就造成了目前老城区局部严重积水的现象。”鲁海说。
尊重自然，提倡生态理念——市政专家刘利将此称为青岛排水系统发展的趋势所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统规划设计都越来越强调这一点。”
令刘利无奈的是，现实状况并不是总能让人满意。“很多面积几百平方米到上千平方米的小水塘、小水库是自然形成的，下雨时起着重要的蓄水作用，我们在设计时只能尽力提醒建筑方这些水塘、水库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得进去。”
颇具戏剧性的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增加卖点，将小区附近的小水塘、水库改造成人造湖景观，“这样无意间却为城市排水系统做了一件好事”。
为此，夏树忱研究员曾在不同场合向政府官员以及政协委员反复强调盲目填埋自然形成的水塘、水库的危害性，“有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有些却是无法改正的。”说这话时，夏树忱的语气颇为激动。
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路面硬化成为排水不畅的又一大阻碍。“新建小区有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路面硬化的控制指标？为保证环境整洁，很多开发商会修建广场，路面硬化面积的增加意味着渗水能力的弱化，一旦雨水袭来，会在短时间内使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容易形成积水。”刘利说。
“其实，很多城市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刘利强调。
据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相忠研究员透露，即将进行修编的《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将考虑把以下内容写进条文：将一些小区和人行道做成透水路面，并提倡进行雨水利用，以减少热岛效应，同时削减洪峰，使城市排水系统更为通畅，“这将是首次增加的内容。”张相忠介绍。
“城市规划基础的基础”、“保护我们生存环境的生命线”……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市政专家，都毫不犹豫地以此强调排水系统的重要性。
在夏树忱看来，“对一座城市的管理者而言，相比于地上能看得见的种种政绩工程，修建地下排水系统更像是在做‘老牛’的工作，花费巨大，不容易很快出政绩，却是非常重要的、必需的民生投入”。
本报青岛7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邢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