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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
“你是哪里人？”这原本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城市间流动，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在A地出生，在B地求学，拿着C地的户口，长期居住在D地。面对“哪里人”的提问，相信很多人回答起来都会犹豫不决：是户口本上的籍贯？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是父母所在的城市？是户口归属地？或者是现如今长期工作生活娶妻生子的城市？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随着频繁的社会流动，每一座城市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人们的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理智与情感、代价与回报、规训与惩罚。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和斯戴兹在合作的《情感社会学》一书中提到，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另一种是自我保护，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家乡的概念变得模糊起来，人们的归属感也不再强烈。新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丰富的履历和阅历，但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表述上的巨大焦虑。
被抗拒的家乡标签
直到认识了四五年之后，张凌才知道原来汤颖也是温州人。
消息来自一位记者朋友。当时朋友做完采访到公关部找张凌聊天。“呀，你是温州人啊。”朋友说，“认识《××周刊》的汤颖不？她也是你们温州的。”张凌更惊讶：“啊，她也是温州的？”
张凌认识汤颖已有四五年了。虽然不是闺蜜，但因为有几个共同的好友，所以她俩两三个月总能见上一面。张颖清楚地记得初次见面时，这位杂志界风头正劲的新星在听闻她是温州人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喜。而通常，在京城偶遇老乡时，大家的普遍反应是欢呼、握手、拥抱，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一通别人听不懂的“鸟语”。所以，张凌一直以为汤颖是北京人。
等到下次聚会，张凌迫不及待地去向汤颖求证。汤颖一愣，淡淡地点头笑了一下。张凌兀自高兴地追问住址、学校，却见汤颖踌躇了一会儿，说了个县城中学的名字，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张凌才明白，汤颖并不喜欢让人知道她来自温州。
这种忌讳，张凌不是不理解。上世纪90年代初，张凌去上海读大学。同学们一听说她是温州的，就戏谑“你们卖假货的”，确实有点儿尴尬。就像早些年去上海阿姨家玩，阿姨跟邻居打招呼“阿拉乡下亲戚来了”一样。所以当不是特别相熟的人问起时，张凌有时候会含糊地说“浙江的”。至少，“浙江”一词体现的是鱼米之乡山清水秀。
但张凌很快发现，温州人的身份并没有妨碍她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慢慢地，她就习惯了同学们的这些戏谑，毕竟这种一时的尴尬程度很轻。随着家乡经济的发展， “温州”所包含的褒义成分也越来越多了。期末拿了奖学金，老师夸她“温州人头脑灵光”，她很得意。打工挣钱买了新款相机，同学叫她“温州小富婆”，她也照样挺高兴。
毕业后去北京工作。户口所在地换成了北京，但当别人问起“你哪儿人啊”，张凌想了想还是选择“温州”。北京是个正在被她慢慢接受和喜欢的城市，而温州则是她成长和牵挂的老家，在感情上张凌当然偏向于“温州人”。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汤颖对北京的感情，毕竟她读书工作都在这里，十几年了，对北京的感情会更深一些。”理解并不等于认同，“模糊自己的出生地却没必要。”张凌觉得汤颖的忌讳，一则出于清高，二则出于虚荣和不自信。“可能觉得一说‘温州’就是有钱、造假、炒房等形象，太俗气吧。”张凌认为汤颖力图打造“文化人”形象，所以意识上会主动拒绝透露出生地信息，以为一旦被贴上“温州人”的标签，就降低了品位。“但这何尝不是不自信和虚荣心作怪的表现呢？因为还在力争上游的阶段，所以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同感吧。”张凌在公关部工作，与不少事业有成的老乡打过交道，这些牛气冲天自信心爆棚的老乡从不忌讳说自己来自温州。
后来的一次聊天证实了张凌的想法。汤颖半开玩笑地告诉张凌：“我特不爱跟人说我是温州的，每次一说就问我‘哎你们那儿假货特多吧’，又或者‘你家做皮鞋还是卖打火机啊’，烦人。”张凌说：“可是商业城市背景加上文化人的标签，不是很酷吗？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是个出文人的地方，你应该突出你的温州标签，给家乡正正名。”汤颖哼了一声，不稀罕。
不过情况慢慢地在变化。这两年来，越来越出名的文化人汤颖开始在家乡的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去年她上过的中学搞校庆，汤颖也作为杰出校友获邀出席。张凌发现，汤颖开始不那么抗拒“来自温州”这个标签了。
最近一次聚会，一个新来的朋友问汤颖：你是北京人吧？汤颖想了一下说：“我是温州人，不过读书和工作都在北京。”张凌立刻赶上去拍马屁：“她是我们在北京的‘温州之光’哦”。
汤颖哈哈大笑起来。
家乡变成一年一度探亲叙旧的想念
对于“哪儿的人”这个问题，史佳从来都毫不犹豫：深圳人。这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还常见于青岛人、大连人等等，他们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城市从所在省份中拎出来，带着浓浓的自豪感，与广东人、山东人、辽宁人区分开来。
事实上，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深圳人、青岛人、大连人，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来自周边的小城。比如史佳，她真正的家乡是深圳旁边的一个小镇。不过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
“第一是为了方便认知吧。”史佳解释说，对初次见面且不能确定是否深交的人，你说一个偏远的地名，还得解释半天，太麻烦。
其次，“大城市”标签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说自己是从深圳或者青岛、大连来的，别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些城市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所以连带着对你的印象也是偏于时尚、富裕的。这些小小的虚荣心会让人在社交时更加自信。”
史佳眼见过一个山东同事介绍自己是“胶州人”，结果上海客户立刻关切地问起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并附加一些“你能在上海工作，朋友们很羡慕吧”等等的奇怪问题。结果那位同事后来就改口称自己是“青岛人”了。史佳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商场购物的时候，售货员听说她是深圳的，笑道：“哎哟，深圳老好的，你怎么跑上海来了呀？”史佳就故意叹了口气：“没办法呀，男朋友在上海啊，哈哈。”
“虽然是不相关人的羡慕，是虚荣心带来的小快乐，但生活不就是由这些小快乐小烦恼组成的吗？不然像我这样在上海工作的白领，一说是湛江旁边某个小镇的，对方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凤凰女，在人际交往时会莫名多出一份戒备心来。”
所以从2002年到上海开始，一直过了五六年，史佳在回答“哪里人”的问题时，总是说“深圳的，不过在上海工作生活。”她并不想简化成“上海的”，即便她有了上海户口，但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听起来总像“沪漂”，立马变成居无定所、为柴米油盐奔波的劳碌形象。
不过当史佳在上海结婚生子之后，她的身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前两年春节回家探亲，聚会时大家开始介绍史佳说：“她是上海来的。”史佳这才发现，当她在上海不时地强调自己的“深圳人”标签时，她的老乡们已经给她打上了“上海人”的标签。
史佳并不抗拒这个标签，因为从目前来说，这个标签的附加分还挺高，“别人都会羡慕地说，哇，大上海来的啊。”
“更重要的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其实最终决定于你自己的‘根’在哪里。”史佳发现，在上海工作生活了近十年，她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嫁给上海人，多了一大帮的上海亲友；在上海工作近十年，有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有自己的职场圈和社交圈；生了个上海户口的小孩，又多出一个妈妈宝宝网络。相比之下，遥远的家乡变成了一年一度探亲叙旧的想念。
现在再回答“哪里人”这个问题，史佳有时候会说“我是上海的”，细说起来，则是“我是深圳的，不过户口是上海的，在上海工作生活很多年了。”
我到底是哪里人
孙耀祖以前很少说自己是“湖北人”，别人问起时，他总会回答说“十堰的”。这是城市自豪感使然。“十堰的经济、治安都是湖北第一！”这个“80后”笑眯眯地说，“如果碰到别的湖北人，我一说是十堰的，就觉得在气势上强过他。”
不过，自从去厦门上大学开始，孙耀祖的城市自豪感就受挫了。室友的一脸茫然令他记忆犹新。“十堰，在哪儿？好像是中部吧？”后来大学第一堂课自我介绍时，孙耀祖就主动加了一句话：“我来自一个以汽车工业出名的城市——十堰……”
然而“十堰人”孙耀祖很早就决定，自己将成为“非十堰人”。“十堰是个移民城市，我们遇到朋友都问祖籍是哪里。我的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杭州人，在十堰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是湖北人，从小父母还有亲戚都说，以后老了要去南方生活。”孙耀祖不会说十堰方言，也没有特别的乡土观念，有时候遇到浙江人，反而让他有亲近感：“哎，我妈是杭州的，我们半个老乡呢。”
如家人所愿，高中一毕业，孙耀祖就去了南方。在厦门上学，在上海工作，拿了上海户口。“十堰”的标签越来越淡了，但孙耀祖并没有找到可以代替“十堰”的标签，很多时候说起老家，他依旧会回答“十堰”。孙耀祖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厦门人”。虽然他非常热爱这个环境优美的城市，虽然这里有一帮让他思念的好朋友，但他在这里只生活了四年。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虽然这里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有一些下了班可以一起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但他不会说上海话，在这里没有亲属圈。“可能因为我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时间还不长吧，只有工作、学习和朋友，随便换哪个城市背景都差不多。”孙耀祖分析说。
因此对于“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孙耀祖的答案经常因人而异。遇到不相熟的人，他会含糊地说自己是“湖北的”；亲近一些的朋友，变成“湖北十堰的”，再熟一点儿的，他就会说到祖籍，说到自己的大学。
现在孙耀祖正着手准备GRE考试，他想趁年轻的时候多走些地方，到处看看。“如果到了国外，别人问起来，我会说‘我是湖北的，不过我在厦门读书，在上海工作’，哎，这样说起来好像很麻烦呢，如果我再换一个城市工作几年，那这个介绍列表不是要更长了？”
但是这样的城市履历表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年轻人身上。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不再局限于一地生活，他们的足迹可能不会停留在一两个城市，甚至还会走过很多国家。
“如果我在哪里安家落户，把父母接过来，那我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会强烈一些。但要详细说起来，我可能还会列一张城市履历表出来，是因为我对每个城市都有深厚感情，还是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最留恋？”
对还要在多个城市奋斗的孙耀祖来说，“你是哪里人”是个挺复杂的问题。
本报记者 林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