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眼

    这是三个女人与选择有关的故事。她们之中，有人选择留下，有人选择离开，还有人渴望归来。对于她们来说，来与去，或主动，或被动，或别无选择。

    奋斗者返京

    李涵到底还是回了北京。一年前，这个没房、没车、没男友的河南姑娘从北京金融街的一家广告公司辞职，回郑州某事业单位上班。“逃离北上广”，是那时响亮又时髦的口号。

    朝九晚五，生活安逸，从来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的李涵居然也有时间相亲了。然而，她很快就不能忍受这种狭窄的生活。周末同学聚会，她和高中同学谈不到一起；学传播学的她，在单位使不上劲儿；有文化活动时，她总想拿出个漂亮的策划案露一手，可领导才不管什么策划案，“他们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单位里每个月发的补贴，居然要靠送礼和“拼爹”才能争到。

    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李涵已经是十足的外来者，她融不进去，她处处看不惯。

    她最终选择回到熟悉的北京，重新开始。尽管老东家已经没有空缺职位，她还要寄住在同学家，可这个姑娘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

    在李涵这样的年轻人身边，总有人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要去大城市混出个样。另一群人则说：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才是天堂。她曾经跟随这些声音跑来跑去。如今，李涵不再相信别人的话。这一来一去之间，她已经有了足够的理性和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选择。

    追梦者去国

    照片中的李炫希穿着黑色圆领紧身上衣，留着韩国女孩常见的“梨花头”，至少从外表上来看，她和走在首尔明洞商业区的那些女孩子没什么区别。可实际上，她是来自朝鲜的偷渡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脱北者”。

    为了追求个人的梦想，她来到韩国，经历了经济、文化甚至语言的壁垒后，衣着光鲜地站到人们面前。如今，她被韩国外国语大学特批录取，被选入英国驻首尔大使馆赞助的“为了将来学英语”项目，她在大使馆的演讲也被写入《华尔街日报》，甚至连她自己都说，希望能为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

    然而，这个幸运的姑娘并不能代表生活在韩国的其他朝鲜人。在那个群体里，失业率非常高，有人患上了抑郁症，有人染上了恶习，他们还要承受“对朝鲜人的成见”和“冰冷的眼光”。

    李炫希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却找不到自我认同。“我想自己也许最终会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死在这个和我有着共同祖先的国度。我是韩国人？朝鲜人？我不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尽管如此，她还是如同“成功典型”一样存在着，好形象，好口才，励志的经历，而背后的酸楚只有自己明白。她以为自己可以选择梦想的道路，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她同样也在被别人选择着。

    潜伏者归乡

    朱枫是乘着国家安全部包下的小型公务机回家的。牺牲61年，她的骨灰终于重归老家浙江镇海。如果不是一张偶然刊发的老照片，以及两岸热心的作家、记者和学者，这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潜伏在台湾的女特工，或许将连同那段记忆永远沉睡在海峡另一端。

    这位朱家花园里的四小姐，本来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悠闲日子。卢沟桥事变后，她参加革命。在周围人的记忆中，这位女战士很体面：她出资开了家“大乐童装店”，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干练的短发，以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丈夫被关进国民党集中营，她三次入狱设法营救，每次都换回“富家女”装扮，和身边的特务谈笑风生。

    然而，人们也许只记得饭局和麻将桌上传递情报的刺激，却不知道，这位女战士也是一个普通女人。由于工作，她和丈夫分处两地。“我常常想起……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唯有在信中，她才能找回属于一个女人的温情时刻。

    1949年11月，朱枫被组织派往台湾做传递情报工作。1950年，由于组织领导叛变，朱枫被捕。在看守所里，她把贴身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咬碎吞下，只求一死。

    走上刑场时，她穿了一身绿色碎花旗袍，保持着一个女人最后的风度。那一年她45岁，在海峡这边，有一儿一女，还有一个男人，等着她，以及后半生的快乐。但走在这条路上，面对个人幸福，可有她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