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招生已结束，录取将谢幕。作为‘学术指导’，我将随中央电视台10集系列片《日本：一个你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摄制组赴日。这才属于我专业范畴。我希望明年招生所有同仁能形成共识：不为政绩，不为利益，不为面子；为考生，为社会，为民族。谨向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7月18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玮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组“总结陈词”，算是为他近一个月来关于高校招生“暗战”的言论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从6月24日连发16条题为“招生‘内幕’”的微博批评高校招生中存在的“北清神话”，到“招生电话门”发生后加入“生源争夺战”的大讨论，频频在微博上发言的冯玮一度成为媒体“围追”的对象。经冯玮口中传出的“招生就是一场战争”这句话，也不再只流传于高校招生人员的圈内——它已经通过媒体的传播，来到了公众面前。
然而，关于高校招生“暗战”的“那些事儿”，或许不会因为今年一本招生工作的结束而停止流传。对于今后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多知道一些高考招生的常识和招生“暗战”的内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勾心斗角的招生“暗战”
继冯玮抖出了一系列招生“内幕”后，随后发生的“招生电话门”将近年来的高校招生“暗战”推向了前台：7月1日，复旦大学在其招生网上发表题为《关于部分省市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严正声明》的文章，称有人冒充复旦大学招生人员致电考生称，他们与复旦所签的加分协议被取消。上述内容也出现在了复旦大学招生办当天的官方微博上。
次日，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通过其网站和官方微博回应称，“本校招生老师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
时至今日，尽管相关声明文章和微博已被从相关网站撤下，但由此引起的披露高校招生“暗战”内幕的报道开始见诸媒体。
有媒体援引北京大学湖北招生组一工作人员的话称，该校今年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受恶意骚扰，“有人猛打热线，影响考生打进电话。”该人士称，6月26日，同样的号码每隔10分钟打来一次，“第一次打来时，我们回拨过去，发现是北京某著名理工类名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几年前也听说过一则北京两所知名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争夺优质生源的案例：考生小徐在高考出分后在家等招生组的电话，她接到一位自称甲校老师的电话，大致意思是，“你这个分数上甲校新闻学院很危险，我们也不缺你那么一个人才，所以你爱来不来。”小徐听后有些郁闷，就跑到甲校的招生组去咨询。甲校招生组的老师在互相询问后发现，他们中间没有人打过这个电话。正当小徐与甲校招生组老师在聊天的时候，电话响了，电话那头说：“我是小徐，我已经决定去乙校了，你们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在已经有4年一线招生经验的冯玮看来，类似的“暗战”情节并不稀奇。他在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高校招生的内幕时，使用了“短兵相接”、“生吞活抢”甚至“内鬼”、“谍战”等词语。而他在微博上披露的考生在途中接到副县长5个电话后改志愿等内幕更是得到了媒体的证实和还原。
冯玮告诉记者，各高校招生工作人员对于“生源争夺战”都是“敬业且无奈”，“谁都不乐意看到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状态”。
抢生源成了“掐尖之战”
由于在微博上披露了不少关于高校招生“暗战”的内幕，冯玮也常被问及，是否因此收获名利。
对此，他在微博上的回复颇为直率：每个采访我的记者都会问我“招生业绩”和“个人名利”的关系。但即便将全国的文理科状元都招到复旦，除了我可能被封为“招生帝”，还能得到什么？我是教授，需要这个“荣誉”吗？
这位无意争当“招生帝”的复旦教授将尽可能招到优质生源视为重大责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冯玮援引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的话：“招生是整个教学工作的第一个环节。”
冯玮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到湖北的一个县级市去做招生咨询，在长途汽车站等车时，被告知只有客车满员时才发车。当时还没吃午饭的他看到座位尚空，于是下车去买泡面，但面没吃两口，却发现客车开走了，只好再等下一趟。
“很多人会说，你招生招好了会有很多奖励吧。但我们招生除了每天200元的补助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冯玮说。
“招生期间，起早贪黑，北上南下，赶场，摆摊，吆喝，接待，走访，电话。”这是冯玮在微博上披露的自己的招生工作状态，他写道：“所有‘名校’招生人员没有例外。毋庸置疑，在‘生源争夺战’中，所有人都在‘为母校的荣誉而战’！”
对于近年来高校招生工作人员的辛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敬佩。他同时也表示，这也反映出各高校重视招生“政绩”的困局。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录取时去各地招生的工作算是一件‘美差’，高校一般会选派生源地籍贯的老师回当地招生，而招生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发发传单，现场回答咨询，任务比较轻松，还可以顺便探亲或旅游。因此当时的高校招生工作可以被视为对教职工的一项福利。”熊丙奇说，“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各高校都开始重视起生源质量，而现行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留给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空间非常有限，各高校只能以分数高低作为依据，展开‘生源争夺战’。”
在冯玮看来，自2005年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后，所有考生都采取网上录取，原先的现场招生人员的裁量权受到了限制，各高校招生人员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其实现在‘生源争夺战’一是表现在‘北清神话’，北大清华两校争夺各地高考状元；二是表现在人大、复旦、中科大等高校之间的‘老三之争’。这是所有在一线招生的人都有体会的。”冯玮说。
很多高校都用“预录取”预定生源
于是乎，各高校招生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吸引优质生源，甚至出现了“挖墙脚”的现象。今年发生的“招生电话门”，起因就是复旦大学招生办声称发现在个别省份的招生中，有人冒充复旦大学招生人员致电考生，称他们与复旦所签的加分协议被取消。
7月1日，刚从湖北招生现场返回上海的冯玮因为转发并评论了复旦大学招生办的相关声明内容，卷入了一场“口水战”。随着熊丙奇撰文称“大学不能靠‘忽悠’抢生源”，指出复旦大学在招生宣传过程中与考生签署的预录取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场“口水战”一度升级。
冯玮在微博中称熊丙奇不在招生第一线，所做的批评是“闭门造车”。他表示，“名校预录取，是应考生要求，以学校信誉为担保的‘单向承诺’”。
“预录取本身是用高校信誉作为担保的一种承诺书，只约束高校，并不约束考生。它并不是一种法律文书，因此，谈预录取有没有法律效力没有意义。”冯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早采取预录取方式吸引考生的是中科大。2008年我在湖北招生的时候，有考生和家长问我，‘你说会录取我们，但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呢？’后来，很多高校的招生都采取了预录取的方式。”
冯玮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协议都要有法律效力，预录取协议是一种对高校的单向道德约束。在看待这一方式时，公众应该看它是否对考生和家长有利。
一位复旦大学2009级的学生告诉记者，她和身边的不少同学在报考时都和学校招生人员签订了预录取协议，“经历过的人都会觉得是增加了一份保险”。
“复旦大学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单方遵守了承诺；但每年都有签了预录取协议的考生到最后违约反悔的例子，其中有的违约对我们招生工作的影响很大。”冯玮说。
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自己和负责招生的其他同事也会“挖”其他高校的生源。“我们也挖啊。客观来说这个，我并不否认。只要不是采取恶劣的手段，恶性竞争。哪怕是签了协议，我们也会告诉考生，这个是可以单向违约的。”
熊丙奇向记者解释，他给出的“预录取没有法律效力”的判断，是基于现行的规定和常识。他指出，目前在高校招生中，只有一种合法的预录取，即自主招生预录取，而当下各高校普遍采用的“预录取”在教育部的招生文件并没有规定。
他还举例说，据报道称2008年，华中科技大学就曾上演“承诺录取”却最终变“大忽悠”的故事——当年，华中科技大学派人专程到广东顺德一中进行宣传，承诺达到一定分数线且第一志愿报考该校的考生必录。不少学子信以为真，临时更改志愿，却被华中科大大大地“忽悠”了一把，校方在得到好生源后绝尘而去，有16名考生最终无缘华中科大。
既要增加大学自主权，又要扩大考生选择权
尽管关于预录取的效力等问题一度引起冯玮和熊丙奇等人在微博上的一场“口水战”，但在谈到目前高校招生“暗战”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时，两位学者都愿意化“口水”为“理论”，停止校与校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低层次竞争与争吵。
不约而同地，两位学者都认为高校在招生时要尽可能公开相关信息，打破招生人员与考生、家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上海一所高校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在高考录取期间接听咨询电话时经常能体会到电话另一端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哪怕是同样的问题，常常会再打过来一遍确认一次”。她坦承，招生人员和考生、家长之间对招生录取工作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别，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对招生录取工作常识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招生中招生人员的临时性和不专业性，也是导致招生急功近利、乱象纷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抢生源的纷争中，笔者注意到，一些招生负责人明显缺乏招生政策常识、学生职业发展常识以及教育发展常识，很多对学生的讲解和指导，都是从学校自我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是否符合政策、是否符合学生的职业发展以及当下的教育发展情况。依照他们的‘讲解’，家长和考生对政策的理解将会出现严重偏差，对职业生涯规划可能更迷茫。”他在题为《大学抢生源与招生人员的专业化》的文章中写道。
冯玮也表示，在深入各地的招生工作中，招生人员的素质非常重要，“需要把选择权还给考生和家长，而不是昧着良心做动员”。
在谈到高校招生咨询中经常出现的为招生政绩或一校私利而做的动员时，两位学者使用了同一句反问——“如果换作是你的孩子呢？”
在两人看来，如果各高校的招生人员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真心为考生着想，那么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每一位考生，在尊重其个人意愿的基础上自主作出选择。
而在对现行高校招生工作进行改革的意见上，两人的意见也比较一致：增加大学的自主权，扩大考生的选择权。
冯玮曾发表他对消除招生“恶性竞争”的四点“浅见”：第一，“错位”办学，“分道扬镳”，不将“综合性大学”视为“唯一前进通道”；第二，招生去“行政化”，禁止行政对教育过度干预；第三，真正实现“自主招生”，让大学和考生双向选择；第四，“出分”前填平行志愿，使“抢生源者”没有目标。
“高校想招到好的生源，但较难用自身教育资源和服务的质量去吸引优秀生源，做到公开、平等的竞争，所以只好用各种手段去‘抢生源’。”熊丙奇说。
他专门在博客上连续贴出应对高校招生“抢生源”的多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是发表于7月14日的《推进自主招生改革，必须扩大考生选择权》。文章中提到的改革要点，部分来自两年前他发表的《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那是他作为一名教育政策观察者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宏大愿景。
相比之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今年高校招生“暗战”的回应似乎更侧重于对各高校正常招生竞争秩序的维持。7月16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题为《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 提高公信力和满意度》的文章，要求采取“扩大信息公开范围，规范信息公开内容”等十项措施，“切实维护好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提高招生工作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记者 来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