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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03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智障劳工”报道后续:立案咋就这么难

本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03日   09 版)

    本刊去年12月29日曾报道62岁的何智民遍寻黑砖窑,寻找智障儿子的故事。最近,他找到了和儿子被卖进同一个黑砖窑的“人证”。老何一度大喜过望,然而,希望的敲门声却如此短暂。

    何智民常常觉得,失踪的儿子已经走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位陕西老人知道自己35岁的智障儿子被拐卖到邻县的砖窑里做苦力,也找到了儿子和包工头居住的院落;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工地的门外,他和儿子的距离,只有一扇薄薄的铁门。

    他努力伸出手,想要抓住儿子模糊的身影。自从去年6月小儿子何文失踪以后,一年时间里,这位62岁的农村老人骑着三轮摩托车,跑遍了周围所有的村镇。他找到了殴打儿子的包工头,也找到了拐走儿子的人贩子,可自己的儿子却像一个朦胧的影子,明明就在眼前,想要抓住,却始终无能为力。

    7月23日,何智民背着灰扑扑的布包,拉着一个中年男人再一次走进了家附近的陕西咸阳三原县公安局。他说,这是他刚刚找到的,和儿子一起被拐卖到砖窑的另一个劳工。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老人拉着这个名叫段军娃的男人说,“我终于有证人了。”

    这一回,他在路上走着,紧紧攥着段军娃的手臂,仿佛攥着自己最后的希望。

    寻找

    过去一年里,何智民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儿子。他每天拿着印有儿子照片的小卡片出门,碰到陌生人就凑上去询问。而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也给了他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位清洁工提醒他去高陵县的砖窑里“寻一寻”,因为她听说那里有很多拐来的智障劳工;砖窑里的工人也会背着老板跟他聊天,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的分布图。

    两周前,一家小饭馆的老板又告诉何智民,邻村“从砖窑上跑回来一个娃”,让他去看一看。他这才见到了47岁的段军娃。

    当这个矮小的中年男人站在面前时,老人觉得, “自己的心都被揪起来了”。他的上嘴唇连同门牙一起被打落一块,留下了一个显眼的豁口;被打断过的手臂干瘦黝黑,弯曲着垂在身侧,连着几根同样因为被打断而无法伸直的手指。

    大多数时候,这个瘦弱的男人总是眼神呆滞地坐在一个地方,不言不语。邻居们猜测,就因为不爱说话,智力正常的他才会被人贩子当做智障人,卖进了砖窑。

    段军娃说,去年6月,自己在街道上帮人盖房子,同村一个名叫杨娟的女人问他愿不愿意去旁边的高陵县打工,“一个月300块钱”。他点头同意之后,没过多久,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把他拉到了一个砖窑里。

    “跟我娃被拐走的时间差不多。”在他身旁,何智民小声嘟囔道。

    段军娃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细节。自己最早干活儿的砖窑在高陵县,那里有一片平房,“还有一个水塔”。

    “我知道!”何智民懊恼地一拍大腿,“那个砖窑我去过,可我就是进不去!”

    儿子失踪的一年里,高陵县大大小小五六十家砖窑已经被何智民跑遍了。他甚至还找到了一家砖厂的老板。这位老板告诉他,何文的确曾经被一位名叫老方的包工头带着在这里干活,“不过现在已经搬走了”。

    这位任姓老板告诉何智民,夏天旺季的时候,老方控制的智障劳工有11个,到冬天,卖不了那么多砖,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老方就“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块。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智民说着,黑红的脸上眉头扭成了一团。

    当时看起来,失踪的儿子离何智民已经越来越近了。去年8月,当老人骑着那辆三轮摩托车,继续在砖窑附近寻找的时候,一个在工地上看大门的老人跑过来告诉他,何文正被老方领着,在自己的工地里干活。

    何智民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自己根本进不去。他赶忙去紧挨着工地的高陵县榆楚派出所报案,可警察告诉他,因为目击证人没有一起来,他们不能出警。等到老人找到证人,跑回派出所,再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劳工们一起逃走了。

    一年之后,老人仍然坚信,自己当时已经影影绰绰地看到儿子了。“他当时就在那,那么近。”何智民喃喃地说。可那个模糊的身影,却成了老人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

    错过

    何智民常常在梦里见到小儿子:有时候,他从门外精精神神地回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时候却又梦见有人对他说,何文已经死了。

    对他而言,段军娃的出现算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他能借此确定,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给疲惫的自己一个微小却重要的慰藉。

    坐在自家的椅子上,何智民从印着种子公司广告的小布包里拿出儿子的照片,举到段军娃面前。

    “你见过这个人吗?”何智民问。他不记得自己问过几次,反正每多问一次,自己就好像心安一点。

    “见过。”段军娃愣愣地说。因为嘴唇的豁口,他的话语含糊,需要用力分辨才听得清楚。“我们一起干活。”他说,“后来,我逃出来了。”

    砖窑里的每个智障劳工都想逃。他们的工作是“出砖”,需要赤着手把滚烫的砖坯从窑里搬出来,一天下来就会烫出满手水泡。劳工们的工资全部落入包工头的口袋,他们唯一的“收入”只有每天一顿馒头,而且“常常吃不饱”。

    段军娃的回忆验证了何智民之前的调查:在这个拐卖智障劳工的团伙中,包工头是一个叫“老方”的中年男人,另外两个女人,有时候负责监视劳工,另一些时候则外出拐骗“新人”。

    在对话中,老人不断追问关于儿子的消息。段军娃告诉他,有一次,何文在出砖的时候因为手上有伤,动作慢,包工头先踢了他四五脚,然后又举起一把铁锨,狠狠打了他好几下,把何文“打得直哭”。

    “怎么可能!”何智民的大儿媳在一旁听着,怎么也不信,“我家兄弟那么大个子,咋会被打还不反抗呢?”

    “娃肯定是被打怕了。”何智民皱着眉,一边叹气一边摇头。

    儿子失踪后,他曾经四处打听,找到了住在砖窑附近的王老汉。在那之前,包工头老方和他领着的劳工们曾经租住在这里。

    何智民领着高陵县崇皇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王老汉家,可警察依旧认为,这并不构成立案的标准。

    他用孙女的复读机录下了这样一段声音:“像你娃的人多了!”录音带里的一个人说。何智民说,那是被他领去的警察。

    “可是,还有其他娃也被关在这里啊?”何智民着急地分辩着。

    但他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别管别的娃,你只管你娃!”

    这句话,被他写在一张纸条上,塞进了收藏的磁带盒。

    当时他并不知道,儿子住在这里时,每天都会被铁链锁在床头,连上厕所也只能在同一间小屋子的铁桶里。

    连说话也会招来毒打,只有在包工头看不见的时候,几个劳工才能互相悄悄问问对方的家乡、姓名。段军娃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工友中,有一个名叫何文的人。

    逃跑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段军娃说,他曾经前后跑出来过六次。有一次,因为砖窑门口有狼狗,他就看准机会,从院子里的土墙上翻出来,连方向都不知道,只顾沿着路使劲跑。可没走多远,老方就骑着摩托车追了出来,把他拽回了砖窑。

    这次失败的逃跑给段军娃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恼羞成怒的包工头抄起一根钢筋戳向他的脸,最后连嘴带牙打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豁口。

    在此之后,段军娃又逃了四次,可每次都被骑着摩托车的包工头抓了回来,并且挨一顿毒打。有一次,他被饿了五天没给饭吃,还有一次,包工头打断了他的两根手指,又抄起石头,打破了他的头。

    这些经历,如今都被段军娃含糊却轻描淡写地提起。他的伤口没有受过任何治疗,唯一一次例外,是头上的伤口怎么也止不了血,包工头就从灶里抓起一把热炉灰抹了上去。

    “有时候还会加点玉米面。”段军娃说。

    他也安慰何智民说,何文“人还是好的”,但因为有一次干活太慢被打伤了腿,四五天下不了床,直到现在腿都肿着。

    “肯定是腿被打断了。”何智民的大儿子说。也许因为太生气,他的脸涨得通红。

    何智民却一直沉浸在自责的情绪里。他还记得,去年夏天,当他举着儿子的照片,向路边一位扫地的老大爷打听时,对方仔细看了看,告诉他,照片上的人一小时前来过这里,但很快就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带走了。老人相信,这肯定是自己好容易跑出来的儿子,又被包工头抓了回去。

    “一个小时!我就晚了一个小时!”老人苦着脸,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他总觉得,只要早到一个小时,他就能找到“自己的娃”,而小儿子何文也不用再受这么多苦了。

    破灭

    何智民的小布包里装着一个破旧的作业本。里面有他每一次找儿子时询问到的信息,也有砖窑周围的人们写下的、曾经见过何文的证词。

    一行富有诗意的小字印在那个皱巴巴的本子封面上:“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何智民不知道能否等来自己“完美的结局”。在找到段军娃之前,这个执著的父亲一度陷入绝望的情绪里。他进不了砖窑,对包工头无计可施,当他求助警方时,对方的回答或者是证据不足,或者是“不属于自己的辖区”,一年多过去了,他甚至连立案都没有成功过。

    2010年年底,他无意中救了另一个逃出来的智障劳工。当时,他看到政府部门在媒体上承诺“彻查黑砖窑”,一度以为自己的儿子有救了。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包工头仍然没有被抓住,儿子也依然杳无音讯。

    事实上,就在两周前,何智民的大儿子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了拐走何文的人贩子,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在砖窑里见过一次。当时,大儿子冲过去扭住她,把她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可第二天打电话一问,因为“证据不足”,人贩子已经被释放回家了。

    “现在不一样,我有证人了。”7月23日,领着段军娃走进三原县公安局的大门时,老人微微地笑着,还和门岗的大爷打了个招呼。

    段军娃的一些回忆已经混乱了。他说不清过去一年自己具体的行踪,他只知道,他和几个工友被包工头老方带着,去过郑州的一家砖厂,后来又回到了老方的老家——陕西安康的一个村子里。

    在那里,劳工们住在老方的家里,每天上山挖草药或者砍树,运回来供包工头赚钱,偷懒仍然会遭到毒打,和砖窑里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差别。

    这一次,段军娃又想办法跑了出来。他说,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再不敢跑上水泥路,只能在山上沿着小路,一边跑一边问遇到的人,“火车站在什么方向”。后来,他沿途讨饭跑到了火车站,又讨了20块钱买票坐车回到了家里。现在,他又和何智民一起坐在了三原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在做了一个上午的笔录之后,一位年轻的警察把何智民叫过去“谈话”。

    “段军娃的神智不清,很多话你不能完全当真。”这位警察说,“我们会把何文记入失踪人口,但找人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

    “可是他身上的伤口总是真的吧?” 同行的记者问道。

    “我们要先向上汇报一下情况,你周一再来吧。”警察说。

    “好,好。”何智民忙不迭地躬身点头,皱巴巴的脸堆满了笑意。

    可等到两天后,当老人再一次踏入公安局时,另一位警察却告诉他,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劳工干活的黑砖窑在高陵县,不属于三原县公安局的管辖范围。

    “可高陵县公安局说,我们是三原人,也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啊?”何智民问。可警方的回复仍然没变:建议前往高陵报案。

    “我已经去过高陵那么多回了,人家不管,有什么办法?”老人叹口气,眉头再次紧紧扭在了一起。

    又一次,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儿子的身影“啪”地一声,在他面前消失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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