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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去年12月29日曾报道62岁的何智民遍寻黑砖窑，寻找智障儿子的故事。最近，他找到了和儿子被卖进同一个黑砖窑的“人证”。老何一度大喜过望，然而，希望的敲门声却如此短暂。
何智民常常觉得，失踪的儿子已经走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位陕西老人知道自己35岁的智障儿子被拐卖到邻县的砖窑里做苦力，也找到了儿子和包工头居住的院落；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工地的门外，他和儿子的距离，只有一扇薄薄的铁门。
他努力伸出手，想要抓住儿子模糊的身影。自从去年6月小儿子何文失踪以后，一年时间里，这位62岁的农村老人骑着三轮摩托车，跑遍了周围所有的村镇。他找到了殴打儿子的包工头，也找到了拐走儿子的人贩子，可自己的儿子却像一个朦胧的影子，明明就在眼前，想要抓住，却始终无能为力。
7月23日，何智民背着灰扑扑的布包，拉着一个中年男人再一次走进了家附近的陕西咸阳三原县公安局。他说，这是他刚刚找到的，和儿子一起被拐卖到砖窑的另一个劳工。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老人拉着这个名叫段军娃的男人说，“我终于有证人了。”
这一回，他在路上走着，紧紧攥着段军娃的手臂，仿佛攥着自己最后的希望。
寻找
过去一年里，何智民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儿子。他每天拿着印有儿子照片的小卡片出门，碰到陌生人就凑上去询问。而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也给了他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位清洁工提醒他去高陵县的砖窑里“寻一寻”，因为她听说那里有很多拐来的智障劳工；砖窑里的工人也会背着老板跟他聊天，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的分布图。
两周前，一家小饭馆的老板又告诉何智民，邻村“从砖窑上跑回来一个娃”，让他去看一看。他这才见到了47岁的段军娃。
当这个矮小的中年男人站在面前时，老人觉得， “自己的心都被揪起来了”。他的上嘴唇连同门牙一起被打落一块，留下了一个显眼的豁口；被打断过的手臂干瘦黝黑，弯曲着垂在身侧，连着几根同样因为被打断而无法伸直的手指。
大多数时候，这个瘦弱的男人总是眼神呆滞地坐在一个地方，不言不语。邻居们猜测，就因为不爱说话，智力正常的他才会被人贩子当做智障人，卖进了砖窑。
段军娃说，去年6月，自己在街道上帮人盖房子，同村一个名叫杨娟的女人问他愿不愿意去旁边的高陵县打工，“一个月300块钱”。他点头同意之后，没过多久，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把他拉到了一个砖窑里。
“跟我娃被拐走的时间差不多。”在他身旁，何智民小声嘟囔道。
段军娃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细节。自己最早干活儿的砖窑在高陵县，那里有一片平房，“还有一个水塔”。
“我知道！”何智民懊恼地一拍大腿，“那个砖窑我去过，可我就是进不去！”
儿子失踪的一年里，高陵县大大小小五六十家砖窑已经被何智民跑遍了。他甚至还找到了一家砖厂的老板。这位老板告诉他，何文的确曾经被一位名叫老方的包工头带着在这里干活，“不过现在已经搬走了”。
这位任姓老板告诉何智民，夏天旺季的时候，老方控制的智障劳工有11个，到冬天，卖不了那么多砖，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老方就“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块。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何智民说着，黑红的脸上眉头扭成了一团。
当时看起来，失踪的儿子离何智民已经越来越近了。去年8月，当老人骑着那辆三轮摩托车，继续在砖窑附近寻找的时候，一个在工地上看大门的老人跑过来告诉他，何文正被老方领着，在自己的工地里干活。
何智民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自己根本进不去。他赶忙去紧挨着工地的高陵县榆楚派出所报案，可警察告诉他，因为目击证人没有一起来，他们不能出警。等到老人找到证人，跑回派出所，再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劳工们一起逃走了。
一年之后，老人仍然坚信，自己当时已经影影绰绰地看到儿子了。“他当时就在那，那么近。”何智民喃喃地说。可那个模糊的身影，却成了老人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
错过
何智民常常在梦里见到小儿子：有时候，他从门外精精神神地回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时候却又梦见有人对他说，何文已经死了。
对他而言，段军娃的出现算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他能借此确定，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给疲惫的自己一个微小却重要的慰藉。
坐在自家的椅子上，何智民从印着种子公司广告的小布包里拿出儿子的照片，举到段军娃面前。
“你见过这个人吗？”何智民问。他不记得自己问过几次，反正每多问一次，自己就好像心安一点。
“见过。”段军娃愣愣地说。因为嘴唇的豁口，他的话语含糊，需要用力分辨才听得清楚。“我们一起干活。”他说，“后来，我逃出来了。”
砖窑里的每个智障劳工都想逃。他们的工作是“出砖”，需要赤着手把滚烫的砖坯从窑里搬出来，一天下来就会烫出满手水泡。劳工们的工资全部落入包工头的口袋，他们唯一的“收入”只有每天一顿馒头，而且“常常吃不饱”。
段军娃的回忆验证了何智民之前的调查：在这个拐卖智障劳工的团伙中，包工头是一个叫“老方”的中年男人，另外两个女人，有时候负责监视劳工，另一些时候则外出拐骗“新人”。
在对话中，老人不断追问关于儿子的消息。段军娃告诉他，有一次，何文在出砖的时候因为手上有伤，动作慢，包工头先踢了他四五脚，然后又举起一把铁锨，狠狠打了他好几下，把何文“打得直哭”。
“怎么可能！”何智民的大儿媳在一旁听着，怎么也不信，“我家兄弟那么大个子，咋会被打还不反抗呢？”
“娃肯定是被打怕了。”何智民皱着眉，一边叹气一边摇头。
儿子失踪后，他曾经四处打听，找到了住在砖窑附近的王老汉。在那之前，包工头老方和他领着的劳工们曾经租住在这里。
何智民领着高陵县崇皇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王老汉家，可警察依旧认为，这并不构成立案的标准。
他用孙女的复读机录下了这样一段声音：“像你娃的人多了！”录音带里的一个人说。何智民说，那是被他领去的警察。
“可是，还有其他娃也被关在这里啊？”何智民着急地分辩着。
但他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别管别的娃，你只管你娃！”
这句话，被他写在一张纸条上，塞进了收藏的磁带盒。
当时他并不知道，儿子住在这里时，每天都会被铁链锁在床头，连上厕所也只能在同一间小屋子的铁桶里。
连说话也会招来毒打，只有在包工头看不见的时候，几个劳工才能互相悄悄问问对方的家乡、姓名。段军娃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工友中，有一个名叫何文的人。
逃跑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段军娃说，他曾经前后跑出来过六次。有一次，因为砖窑门口有狼狗，他就看准机会，从院子里的土墙上翻出来，连方向都不知道，只顾沿着路使劲跑。可没走多远，老方就骑着摩托车追了出来，把他拽回了砖窑。
这次失败的逃跑给段军娃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恼羞成怒的包工头抄起一根钢筋戳向他的脸，最后连嘴带牙打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豁口。
在此之后，段军娃又逃了四次，可每次都被骑着摩托车的包工头抓了回来，并且挨一顿毒打。有一次，他被饿了五天没给饭吃，还有一次，包工头打断了他的两根手指，又抄起石头，打破了他的头。
这些经历，如今都被段军娃含糊却轻描淡写地提起。他的伤口没有受过任何治疗，唯一一次例外，是头上的伤口怎么也止不了血，包工头就从灶里抓起一把热炉灰抹了上去。
“有时候还会加点玉米面。”段军娃说。
他也安慰何智民说，何文“人还是好的”，但因为有一次干活太慢被打伤了腿，四五天下不了床，直到现在腿都肿着。
“肯定是腿被打断了。”何智民的大儿子说。也许因为太生气，他的脸涨得通红。
何智民却一直沉浸在自责的情绪里。他还记得，去年夏天，当他举着儿子的照片，向路边一位扫地的老大爷打听时，对方仔细看了看，告诉他，照片上的人一小时前来过这里，但很快就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带走了。老人相信，这肯定是自己好容易跑出来的儿子，又被包工头抓了回去。
“一个小时！我就晚了一个小时！”老人苦着脸，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他总觉得，只要早到一个小时，他就能找到“自己的娃”，而小儿子何文也不用再受这么多苦了。
破灭
何智民的小布包里装着一个破旧的作业本。里面有他每一次找儿子时询问到的信息，也有砖窑周围的人们写下的、曾经见过何文的证词。
一行富有诗意的小字印在那个皱巴巴的本子封面上：“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何智民不知道能否等来自己“完美的结局”。在找到段军娃之前，这个执著的父亲一度陷入绝望的情绪里。他进不了砖窑，对包工头无计可施，当他求助警方时，对方的回答或者是证据不足，或者是“不属于自己的辖区”，一年多过去了，他甚至连立案都没有成功过。
2010年年底，他无意中救了另一个逃出来的智障劳工。当时，他看到政府部门在媒体上承诺“彻查黑砖窑”，一度以为自己的儿子有救了。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包工头仍然没有被抓住，儿子也依然杳无音讯。
事实上，就在两周前，何智民的大儿子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了拐走何文的人贩子，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在砖窑里见过一次。当时，大儿子冲过去扭住她，把她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可第二天打电话一问，因为“证据不足”，人贩子已经被释放回家了。
“现在不一样，我有证人了。”7月23日，领着段军娃走进三原县公安局的大门时，老人微微地笑着，还和门岗的大爷打了个招呼。
段军娃的一些回忆已经混乱了。他说不清过去一年自己具体的行踪，他只知道，他和几个工友被包工头老方带着，去过郑州的一家砖厂，后来又回到了老方的老家——陕西安康的一个村子里。
在那里，劳工们住在老方的家里，每天上山挖草药或者砍树，运回来供包工头赚钱，偷懒仍然会遭到毒打，和砖窑里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差别。
这一次，段军娃又想办法跑了出来。他说，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再不敢跑上水泥路，只能在山上沿着小路，一边跑一边问遇到的人，“火车站在什么方向”。后来，他沿途讨饭跑到了火车站，又讨了20块钱买票坐车回到了家里。现在，他又和何智民一起坐在了三原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在做了一个上午的笔录之后，一位年轻的警察把何智民叫过去“谈话”。
“段军娃的神智不清，很多话你不能完全当真。”这位警察说，“我们会把何文记入失踪人口，但找人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
“可是他身上的伤口总是真的吧？” 同行的记者问道。
“我们要先向上汇报一下情况，你周一再来吧。”警察说。
“好，好。”何智民忙不迭地躬身点头，皱巴巴的脸堆满了笑意。
可等到两天后，当老人再一次踏入公安局时，另一位警察却告诉他，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劳工干活的黑砖窑在高陵县，不属于三原县公安局的管辖范围。
“可高陵县公安局说，我们是三原人，也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啊？”何智民问。可警方的回复仍然没变：建议前往高陵报案。
“我已经去过高陵那么多回了，人家不管，有什么办法？”老人叹口气，眉头再次紧紧扭在了一起。
又一次，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儿子的身影“啪”地一声，在他面前消失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