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再次关停部分打工子弟学校

    7月29日的京城，瓢泼大雨比预计的早到了几个小时。上午10点，来自湖南的邓丝丝绕开一个个泥坑来到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前几天她得知，这所刚刚加固的、“在楼房里上课”的学校因为“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关了。本来，她打算让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9月在这里上一年级和学前班。

    同一天，来自吉林的高晶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树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绿园小学，她也是几天前知道这个学校马上要关了，7岁儿子的上学问题成了她眼下最着急的大事。

    4天以后，绿园小学被“上了锁”。高晶显得十分茫然。

    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和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先后接到了停办通知，“通知得太突然了，这学期结束了，下学期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孩子们的书费也早都收了，而且这七八百个孩子怎么安置呀？”绿园小学的张晓虎校长一脸焦急。

    据了解，对于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的工作思路是“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曾下发通知，要求对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

    按照这一思路，北京市2006年就曾对流动人员自办的学校，也就是俗称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治理，一批未经批准的、窝棚式的学校被取缔。

    如今，北京又对打工子弟学校开始了新一轮的治理，又有一批学校将被关停。

    去年还是“规范保留学校”，今年就要被关停

    这一次海淀和大兴关停部分打工子弟学校，政府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大兴区西红门几个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原因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而海淀区的几个学校则是因为校舍租赁合同已经到期。

    不过，对于政府给出的理由，那些面临关停的学校的校长有不同的看法。

    邓丝丝的孩子准备上的那所学校就属于这样的“违法建筑”。走进这所学校的校园便可以看见一座L形的二层小楼。据了解这个小楼是去年9月才新建的，所有的教室都是按照教委规定的建筑规格修建，而且“每个教室里都安装了空调和饮水机”。

    该校的校长是2008年年底接手这个学校的，接手之前这里就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而且已经有10年之久。接手后，她在学校内新建了操场，更换了桌椅、黑板，装了暖气，建了厕所，共投入了几十万元。

    为了建这所学校，校长到处借钱，迄今已负债76万元。没想到新校舍刚刚用了1年，学校就接到了要被取缔的通知。

    即使不断地修缮和加固校舍，即使很多家长说这是他们孩子“用过的最好的教室了”，但是这个学校仍然属于“违法建筑”，因为学校一直没有房产证，也没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

    “从2006年起，就没再给哪个学校发过证（办学许可证——记者注）。”同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的张校长说，他们这几个学校虽然没有“证”，但是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两次收到过教委开具的“规范保留学校”的书面证明，“有了这个证明不就说明我们是可以办学校的吗？”

    按照北京市“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政策，田园学校和文章开头提到的学校似乎属于“规范一批”的范畴。

    因此，从2005年起，张校长重建了占地4亩的学校，十几间教室共800多平方米，食堂、暖气也都按照教委的要求进行了配备。2010年，他也按照区教委加固校舍的要求，新盖了一栋二层楼房，负债80余万元。

    谁承想刚“规范”完又要被“取缔”，“早知道要取缔，我就不投钱加固了。”张校长说。更让张校长气愤的是，在北京办学10余年来，教委的会议他一直在参加，教委对他这个“非法”学校的要求和管理也都与其他学校一样。“如果说我们是非法办学，那教委就是非法办学的组织者。”

    西红门镇上也有没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在邓丝丝孩子所上学校不远处就有一所，不过那个学校曾经是养鸡场，改造后校舍仍然十分破旧，“就因为那个学校有房产证”，因此并没有出现在此次的取缔名单中。“真要是地震来了，是那张纸（房产证）能保证安全，还是加固了的学校更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境遇的公益律师田坤也无法理解。

    与大兴区不同，海淀区绿园小学被关停的原因是校舍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

    绿园小学校舍租用的是海淀区树村的公房，该校也属于“未经批准的流动人员自办学校”。“海淀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上都没有证。”该校校长张晓虎说。北京市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要求是要达到《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而这个标准对于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显然是有些高了。

    张晓虎已在北京办学16年，自从来到北京，这已经是他的第四个校舍了。辗转4次，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让张晓虎不解的是，这次他想续签合同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想租其他地方也没人同意，“我上别的村去租，都没人租给我。”

    在张晓虎看来，似乎大家“说好了，不把房子租给他”。

    关停学校分流准备好了吗？

    不管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是否觉得委屈，仅从北京市的政策来看，取缔那些“未经批准”的学校的理由也很充分：“改善流动人口受教育环境”。因为这些学校“集中在城乡接合部，大多数办学条件简陋，校舍、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确实，由于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流动性较大等原因，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并不理想。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由一位“海归”创办的蒲公英中学，专门招收流动人员的子女，该校校长对打工子弟调查发现 “他们三科（数学、语文、英语）的平均成绩只有15分”。

    杨团认为，目前，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这样的办学方式对学生是不负责的。但是，如果不对学生们下一步的就学做好安排，同样也是不负责的。“教学质量再差也比他们没学上要好。”杨团说。

    确实，眼下最让人着急的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旦被取缔，就会有几千名孩子面临失学的危险。

    关停学校，政府为这些孩子找好出路了吗？

    记者拨通了大兴区西红门镇一位负责人的手机，这位负责人说，镇政府关停这几个学校是根据北京市委有关拆除违章建筑、打击非法经营的精神作出的，此外，对这些学生的分流和安置现在还完全“来得及”，因为在给学校和家长的告知书中，镇政府提供了6所学校供这些孩子选择，“能接收5000个孩子”。同时，还有一所公办学校正在建，9月1日就能投入使用。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位负责人所提到的贴在校门口的告知书，以及告知书中提到的6所可以分流的学校，几个面临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和家长都说“没看到”、“不知道”。

    当我们再次试图与那位镇政府负责人进一步核实情况时，他的手机或者处于“没人接听”状况，或者打通后被直接挂掉。

    “他要是能把我这几百名孩子都安排了，不让我办了我就不办了，他们能吗？” 田园学校的张校长说。

    校长们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2006年时，政府也曾经要取缔过海淀区的绿园小学，并且说要对学校的学生统一“分流”。“当时我是第一个响应的，毕竟，自己办学的目的就是为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就在张晓虎辞退了所有老师并通知了所有家长后，却在最后关头接到“上面”的电话：“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孩子们没有被“分流”，绿园小学就这样继续办了下来。

    有过几年前的经历，张晓虎校长试图用自己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距离绿园小学现在的校址300米远，便是一所公办学校的校舍，三排整整齐齐的红色教室，刚好能容纳七八百人。由于校舍已经闲置了五六年的时间，张晓虎就琢磨着，是否能按市场价租下这里的教室，“这样，孩子们不是就有地方上学了吗？”

    他找了很多相关的负责人，却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缔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将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保证其学业不受影响，维护社会稳定。

    即使“五证”齐全，打工子弟也不一定能进公办学校

    北京市的相关文件写得很清楚：公办中小学要继续挖掘潜力，增加招收流动儿童少年数量，使更多的流动儿童少年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次在媒体上表示，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在北京完全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可以跟北京的孩子一样进入公办学校读书，并且不交借读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享受这个“同城待遇”却很难。

    2002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学接收借读生管理的通知》，提出了“五证”的要求。即，在京务工人员若想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事实上，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根本办不齐这“五证”。

    “我们就是菜农，怎么办什么务工证？”一位家长说。

    “我连结婚证都没领呢，孩子根本也没有户口呀。”邓丝丝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还有不少是“超生”的，户口证明也不可能办下来。

    办不齐“五证”的，进不了公办学校，即使办齐了“五证”也不一定就能进入公办学校。

    高晶已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听说绿园小学要停办后，她赶快去办了“五证”，历时一个多月、往返北京和吉林几次、花费了2000多元后，高晶的“五证”终于办了下来。但是，当她满怀希望地来到附近的东北旺小学和肖家河小学时，小学都说名额已经满了。

    “为了让孩子上学，我们也托了人，光是人情费就花了1万5。”高晶说。高晶还听说除了人情费以外还要交两三万元的“赞助费”，这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不是个小数字，“我和老公不吃不喝得挣两年。”高晶说。

    李女士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几年前，她也想送自己的大女儿去一所公办学校，“花了5000块人情费，学校还是说没位置。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经历。”现在李女士的儿子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李女士再也不打算去公办学校试了，“肯定是没位置，我就在这儿上了。”

    李女士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去还有另外的原因。

    李女士跟丈夫都在新发地市场当背菜的搬运工，丈夫打长工，她则打零工。工作时间很不固定，丈夫守在那里，菜来了就去搬，人手不够了，李女士就会被叫去。有时凌晨就要从家里出发，有时半夜了还没有回家。

    李女士记得，有一次她凌晨4点有活儿，就把孩子也叫了起来，直接送到孩子所在的育红学校，“我在大门口喊一嗓子，学校的门卫就会开门把孩子放进去。那些‘北京学校’哪个能行？”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来说，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孩子几点到校的都有，早的四五点钟就来了；而晚上放学，几点回家的都有，有时甚至到半夜还有孩子没被家长接走。

    这也是不少家长不想送孩子进公办学校的原因之一，毕竟，哪个公办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呢？

    原来的学校被取缔后，公办学校又进不去，摆在这些流动儿童面前的似乎只有送回老家一条路了。

    但是父母们并不愿意选择这条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邓丝丝说。

    去年，邓丝丝曾经带着孩子回过一次老家，家里的老人年纪都大了，根本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而且有时连孩子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就是在去年，邓丝丝的儿子在老家掉进了河里，“差一点儿就被水淹坏了。”说到这里，邓丝丝的眼泪下来了，她决定无论怎样也会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

    留下，难！离开，也难！

    办证是家长和政府的事，孩子的受教育权要首先得到保障

    其实，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现行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及变迁的必然结果，这类学校在过去及现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既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补充”，也是一种“自救”。

    绿园小学的张晓虎校长出身于教师世家，他的爷爷、父亲和姑姑都是教师，自己也曾经是一名民办教师。20多岁时，村里在北京种菜的打工者回家时告诉他，他们在北京种菜的大棚里有几十个孩子没学上，年轻的他毅然来到北京，在菜地里搭起了第一个校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拥有800多名学生的绿园小学。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追求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其中当然也包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因此，把流动人员子女的教育逐步纳入更规范的公办学校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红星子弟学校是海淀区另一所面临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其校长谢振清曾经是河北省某县颇有名气的教师。当年，她随打工的丈夫在北京休假时，见附近市场的孩子们没学上，便开始教书，没多久便聚集了100多个孩子，由于教育质量比较高，不到两年，她的学校便有了1000多人，高峰时期曾有1600余名学生。

    谢振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校长，她意识到现在这种打工子弟学校是阶段性发展的产物，孩子们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自2006年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学校的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去，但是收效甚微，真的能转走的没有几个。“虽然随着人口增长的特点，北京一些小学出现了生源减少的现象，但是，这些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打工子弟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也就是北京的五六环附近，但是，这些地带的学校又没有能力承接这么多的孩子。”

    当然，北京也有北京的难处，田坤律师手机上有一位政府官员发来的短信：海淀区今年已经接收非京籍子女八千多，占本地的三分之一。但还有那么多孩子在没有资质的学校里，教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没有监督，承租的房子又是违章建筑等等。当人口流动巨大时，义务教育的实现需要全社会共同考虑……

    也有人提出，让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是一条最终的正确道路，但能否秉持“先入学，再办证”的处理原则，毕竟办证是家长和政府的事，孩子的受教育权要首先得到保障。正如杨团所说：“不该在教育上放任自流，放任自流是对民族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