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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初期 青年团在学校威信很高
青年团的成立，经历了一番曲折。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个地方破土而发。国内已有的有关青年团一大的会议资料记载：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出现，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利金还在报告中说：“在一些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有威信和很大影响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
“主义”掺杂 被迫解散半年之久
中共草创时期，学说纷呈。当时北京的团组织里竟还混入了北洋政府的密探。在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一名叫“关谦”的密探参加了数次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并留下了许多情报资料。
关谦于1921年3月17日递呈王怀庆的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党互助团活动情形的材料中记载：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
就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意见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冲突。
到了1921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暂时解散，11月才正式恢复。
到了团一大召开前夕，全国团员已达到5000余人。
避开军阀 会议从上海转移
为了具体帮助筹备团的“一大”，青年共产国际派代表达林来华。他在1922年3月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商讨了有关召开团的“一大”事宜。
开会地点原来定在上海。但是当时，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上海在内，正处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直接的统治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制约，很不安全。
然而，在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的广东，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谭平山向上海方面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当时，孙中山还愿意直接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支持，会见并设宴招待与会代表。因此，团的临时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大会改为1922年5月5日在广州举行。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的纪念日。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起草团纲 小旅馆里忍虫咬
此时，张太雷和达林南下前往广州。在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1922年4月6日的信中提到：“望您筹措经费，我给达林弄到6000墨西哥元借款，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中共党员陪同去南方了。”
“在广州，我们打算召开中国青年代表大会，希望这次会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基础，更何况青年们非常向往我们的组织。”
在汕头一家小旅馆里，他们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纲、团章等各种决议草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组织的第一份团纲和团章。达林回忆时兴奋地说：“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死刑。”
他在回忆录里还写到在工作过程中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令人讨厌的中国白蛉子看来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一边。在我们讨论、协商时它们肆无忌惮地叮咬我们。结果我们的脸、手和脚都起了大包。”
工作进展很快，大家配合协调，他们一鼓作气准备好了全部文件。大家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达林唱的是俄语，张太雷唱的是英语，不同的语言在这个小房间里汇成一曲激情的交响乐。
绕道香港 有惊无险到广州
“在中国，现在政治上是一锅粥。”威廉斯基在同一封信中说。
去广州之前，他们曾精心拟定了详细的路线。
可是等到了出发时间时，正碰上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变，与孙中山的军队较劲，因此张太雷一行人不能按原定路线从陆路到达广州。
可是时间不等人，怎么办？为了在4月30日抵达目的地，他们决定改变路线，乘轮船经香港去广州。由于怕引起英国巡捕的怀疑，他们事先约好会面的地点就分手了。
三人最终到了广州，算是有惊无险。
张太雷发言 先锋队易名敢死队
“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
1922年，年仅24岁的会议主席张太雷在青年团一大的开幕式上致辞。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海外寻档”报道组发现了80页用毛笔字书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会议记录。张太雷的上述演讲词便在其中。
在当时的记录里，这句话的最后三个字是“先锋队”，后来记录者在“先锋”二字上画了两个圈圈，最终改为“敢死队”。
30多平方米 毛竹棚子里开会
如今，青年团一大会议的旧址位于广州越秀南汽车站对面，是一幢醒目的红白相间的两层洋楼。大门边上镶嵌着一块石碑，上刻“东园”两个大字。
但是，当时的东园并没有那么气派。一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人回忆，园内有一座用毛竹搭起的棚子，面积有30多平方米，人们平日里用来讲故事和乘凉。团一大开会时，它就被布置成了一个主席台。
就在这样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推选委员 张太雷“稳住”蔡和森
根据档案的记录，在正式会议召开前，开了三次预备会议。
5月1日下午的四点半到七点半，这三个小时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
这次会议出席者有“中央部”的张太雷、施存统和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代表共15人，讨论了组建委员会办理大会事务、提案、大会主席、代表旅费等6项问题。
其中，第一个有关各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记录写到第三页的时候，蔡和森说了句：“请速决定各委员会的人数吧。”
记录翻到第四页，讨论仍未结束。张太雷问：“全体代表加入委员会呢，还是代表中推选一部分人……”谁知下一句记录是：“蔡和森宣告取消会议”。
不过，张太雷认为，“此问题须郑重讨论”，会议又继续了。最后决定统务委员会七人，审查委员会七人，剩下的人都加入组织委员会。
七人“统务” 两次会议预热正会
5月1日的筹备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大会主席问题、大会会议时间均由统务委员会讨论。在2日上午举行的统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七位职员的职务（见下表）。
3日下午1点，统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及章程”等问题，做好了正式会议的准备。
三次会议后似乎再没有举行其他的会议了。各位代表们休息了一天，迎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东园盛会 太雷首喊团标语
达林回忆说，当时的会场充满了节日气氛，“人人笑容满面，喜气洋洋”。
开幕式从5日下午1时开始，张太雷走上主席台，致开幕词。这份档案中记录了他简短有力的宣布词：“现在宣告开会，请奏乐。”
奏乐完毕，他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位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罢。”
他在开幕词中还提出了青年团的标语： “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反对中国的军阀，因为军阀是中国进化最大的阻力。所以我们的标语是：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会议完毕后的记录说：“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达林致辞 代表青年共产国际
正式会议终于开始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有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俞秀松、谭平山、陈公博等25人，代表上海、长沙、武昌、北京、天津等15个地方团。
曾列席会议的谌小岑回忆：“开会时，会场中央挂着大红星，红星下面是主席台，其他人坐在两边，围绕着主席台，张太雷坐在第一排记录。会场上，代表坐一边，列席代表坐一边。”
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致辞，并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陈独秀也作了题为《马克思的两个精神》的演讲，对马克思实际研究和实际运动的两个精神做了解读。
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6项议案，还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最后，首任书记施存统汇报了临时中央局和上海青年团的情况。
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在纲领中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主革命任务。
专家认为，这是在我国最早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以纲领形式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文献。
迎接新高 更名共产主义青年团
北京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家林说，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底1922年初）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吴家林说，建团初期，党团不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既是党员又是团员。青年团一大以后，党团才明确分开。
历史上，共青团组织曾经历了两次建立、两次改名和一次被改造的发展阶段。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统务委员会三股职员
第一股：
党纲起草员 蔡和森
章程起草员 张椿年（太雷）
提案征集员 邓仲澥（中夏）
第二股：
文牍员 方国昌（施存统）
记录员 俞秀松
新闻员 陈公博
第三股：
杂务员 张继武
林晨音 温如军
